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拔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孕育了众多敢于“为生民立命”、挺身为民众说话的思想家。许多统治者不仅宣扬民本论，还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民本主义理论高度适应了农业化推广、深化的文明趋势：以力农、重农为基调的生民利民主张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原则，与法家的重农抑商观念相互呼应，推动定居农业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达到农业化时代的极致水平；序上下、齐万民的教民、化民略与法家的刑治主义相互整合，极大地充实了集权体制的人文理性与实用智慧，促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升华为农业文明时代最具制度张力与弹性的集权形态；重视民情民意的保民得民理念与墨家兼爱交利思想、法家富民强兵的耕战取向相互补充，形成了管理、凝聚广土众民相对有效的农业化治理模式，帮助历代王朝蓄积起古代世界极其强大的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刘慧娟《论中国的民本思想》等
材料二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历史任务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洛克、潘恩、杰斐逊、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民有、民享、民治”等基本思想。
西方的民主理论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讨论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阐明了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既不可转让，又不能剥夺；论证了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是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工具；为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防止专制制度出现，应当实行法治，建立分权制衡机制。
——摘编自吴巨平《略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的重大区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在精神实质上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