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成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立法者和最高司法长官。……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指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及其各自的理由。
材料三 绝大多数欧洲学者只能通过出版物分享传教士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仅有少数有缘结识在华或曾经赴华的传教士，向他们索取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与他们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的种种问题。这类直接交往除了少量面对面的交谈，主要形式是信件往来。……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华传教士建立了通信联系的欧洲学者中，最有名的便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另一位与传教士有很多交往的学者，是法国人弗雷莱。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
（2）为何两位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有如此差异，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材料二 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卢梭
材料三 在伏尔泰的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则结为一体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也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请回答：
(1)分别概括材料一和材料二的主要观点，并指出两者的相同之处。这两者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何相似的时代背景？
(2)据材料三并结合伏尔泰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伏尔泰高度赞赏中国儒学的原因。结合材料一指出伏尔泰的认识有何局限。
(3)18世纪法国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迅速爆发，而17世纪中国的进步思想却很快沉寂下去。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这两种不同状况的根本原因。
材料一：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来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韩国不仅把忠孝一致作为儒家的行为模式，而且通过风俗礼仪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安身立命的伦理纲常，让青少年以及所有的公民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浓厚的道德熏陶和民族精神感染，从而形成了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韩国的繁荣提供精神动力。……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儒教主张人必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提倡力争。……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自《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髓》
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统治的作用（不得照抄原文）。
（2）根据材料二，说明伏尔泰推崇儒家思想的原因（不得照抄原文）。
（3）据材料三，韩国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对本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4）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