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中国）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注：在18世纪的法语中，“哲学家”一词含义大体上是贤能的智者，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哲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深入人心，成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减低了法律的严酷冷峻，增加了人情味。……除了惩治罪恶，中国法律还褒扬善行：“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材料二   （孟德斯鸠）后来改变了看法，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能与皇帝抗衡，恰恰相反，宗教势力往往需要皇帝的支持，所以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立法者和最高司法长官。……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材料三   绝大多数欧洲学者只能通过出版物分享传教士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仅有少数有缘结识在华或曾经赴华的传教士，向他们索取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与他们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的种种问题。这类直接交往除了少量面对面的交谈，主要形式是信件往来。……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华传教士建立了通信联系的欧洲学者中，最有名的便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另一位与传教士有很多交往的学者，是法国人弗雷莱。

——以上材料均出自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

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兴起到衰落的百余年间，大体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1661－17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