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
| B．“万世成宪，大半非圣人之言，并非万世之至论” |
| C．“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 D．“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着从“大夫——士”到“士大夫”转变。春秋以前为“大夫——士”“士之子恒为士”。“得士者昌，失士则亡”流传于战国时期，“游士”们不但周游列国而且从原有身份中游离出来。“士大夫”这一概念在此时出现，指居官或有职位、社会地位的文人。
（1）根据材料概括“士”的“身份”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促成其变化的历史因素。
材料二 “科举取士——国之大事。
宋朝苏辙在《上皇帝书》称，“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弃旧而为士者也”。“（明末）科举所得，十之八九皆白徒”，“士”的构成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马克斯·韦伯在谈论官僚系统时谈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的深层含义绝非关于考试技术层面的层层设计……”
（2）归纳宋明时期“士”的特征，分析“开科取士的深层含义”。
材料三 从“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5年6月20日）呜呼，中日交涉，今以平和解决告矣……我辈号称士大夫者乎，勿诿过政府，政府不过我辈之产物而已；勿借口于一般国民，一般国民皆最善良之国民，以校他邦，言之有理即可无愧色……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
（3）梁启超所代表的“我辈号称士大夫”们面临着怎样的社会局面？
材料一 在汉代，皇帝会诏令地方对政绩突出、表率一方的地方官按祠祭。桂阳太守许荆“为设丧祭婚姻制度，使知礼禁……桂阳人为立庙树碑”；淮平大尹侯霸政理有能名，“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政府统一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各地居民祭祀当地山神、水神，华阴有太华山祠、江都有江水祠等。同时，人们为“攘除凶灾，御止疫鬼”祭祀门神，为长生拜祭西王母、司命，为祈福祥与富贵尊荣祭祀灶神。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乡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地方保护神——社神；腊祭是“岁终大祭”，阖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洁祀祖先，然后按次序列于先祖之前，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
——摘编自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等
材料二 据统计，河北井陉县原有自然神坛庙14处，到民国年间无一保留；河南滑县原有自然神坛庙22处，到民国年间仅剩1处，有的地方虽然坛庙尚存，但已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都市，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昔年巨族皆建祠堂，今存者什之一”，祭祀活动难以为继。民国实行信教自由政策，1913年全国天主教徒130万，1932年达到250余万。中华民国公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视“逃信为进化之障碍”，贵州仁怀跳大神、巫蛊等活动“奉文禁革，其习渐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
——摘编自赵英兰、贾小壮《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间信仰发展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民间信仰相比，民国时期社会信仰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出现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