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国民公报》原是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服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1917年蓝公武担任其主编，1918年后基于国内外形势，加之《新青年》同仁的影响，蓝公武对《国民公报》进行改版，旨在促政治之改革和谋思想之革新，以革新政教艺术方面的陋习为己任。蓝公武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李大钊一起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促成了五四前后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国民公报》与《新青年》相呼应，声音有同有异，比如对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等，就有很多的批评，改变了《新青年》内部的关系。《国民公报》影响力直逼《新青年》。

——摘编自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等

材料一   下表为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界两位学者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入反思。   

材料二   浮田和民（1859—1946）在《史学通论》中指出：亚细亚者，文明起源之地也；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欧美之文明，实渊源于罗马；罗马之文明，渊源于希腊；希腊之文明，实渊源于亚细亚（含埃及）。近世欧洲文明之起源，为第十四世纪所行之罗盘针及火器之用法，并十五世纪前半期之印行术，而此三大发明，非欧人自为。苟无亚，何有欧？今欧人忘却亚人之恩，而反讪谤亚人……此言也，无理甚矣。

——摘编自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材料一：中医外治法源远流长，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和古代医家在与疾病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殷墟卜辞》中有针刺治病的卜辞2条，艾灸治病的卜辞5条等。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载有的外治理论，既是对前人零散外治经验的总结，更是成为后世如外科、骨伤等诸多专科理论体系建立的重要来源。唐代外治法的运用更加广泛，中医外治也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外治方达1200余首，外治法50多种，尤其在妇科、儿科疾病中使用了大量药物外治法。宋代随着印刷、造纸业的进步，医家著述开始大量增多；另外，由于医政改革，官方统一编写综合性著作，并对大量医籍系统地校订和整理，推动中医外治法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创新。明清时期，中医外治法不仅在中药外治方面有了更多的突破，同时伴随着体表手术的发展，还出现了适用于手术的外治器具。

——王鹏《中医外治法历史源流与现代研究进展》

材料二：民国初期，经历了近代半个多世纪的耻辱之后，许多人认为只采用西方技术与政治制度是不会成功的，要让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在思想和观念上彻底西化。新文化的发起者陈独秀曾指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新文化运动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医。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作为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自然被认为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绊脚石。随着对西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西医借助近代科学技术，在临床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相对而言，中医则几乎徘徊不前。西医飞速发展，不断攻克医学难题，而中医却没表现出这类似的特质，这让人们对中医感到更加不满。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中医走向衰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

——郎栋《质疑，被边缘化到被否定———近代中医衰落的历史轨迹》

材料三：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

——二十大报告

黄炎培（1878—1965）浦东川沙人，近代职业教育家。1902年从南洋公学毕业回国后，返乡办新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后参与筹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并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传书》。他主张“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办学校要遵守社会化，科学化方针。在教学中他主张“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受教育者要有“敬业乐群劳工神圣”的思想，就业要适应“社会分工”和“人类个性”需要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哲人们被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影响，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并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蕴育于维新运动期间，形成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发展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严复1898年发表译作《天演论》，涵盖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理念，批评封建专制君主对民众才智的压制，并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系于国民素质的高低，严复与梁启超总体上强调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邹容、章太炎等以革命为号召，主张推翻旧制度，清除旧势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发出“个人解放”的呼声。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思想，进行革命启蒙，塑造革命“新人”。

——摘编自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材料一   孔子：“为政以德”，“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礼）“王之大经也”

孟子：“政在得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制民恒产”，“勿夺农时”

荀子：“天子者，势为至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大一统”。

——摘编自《中国传统思想的演进》

材料二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它又启迪了2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在林则徐的手里开始成为一门学问。由此，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变法通议》1896年

材料四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陈独秀1920年11月《共产党》第1号卷首代发刊词《短言》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