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姜铎是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1961年曾发表文章指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说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材料二   1966年6月，姜铎出差后回到上海，发现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被打成“走资派”的帮凶和狗腿子。八、九月间，上海的“批斗风”已十分盛行，他被装上大卡车，戴着高帽子，开到马路上进行游斗。

材料三   1979年《历史研究》连续发表了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文章若干篇，反响强烈，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论证分为甲、乙两方。姜铎为代表的甲方坚持洋务运动存在积极和消极、进步与反动的两点论；李时岳为代表的乙方则“高高举起洋务运动全面进步论的大旗，把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大进步运动。”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潮下，这次新的论争，乙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且全国关于洋务运动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