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朝中期，国家掌握的土地和户口数额锐减。针对此问题，张居正指出：“夫民亡且乱者，成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其闻固有豪右奸猾，持顽不纳者，然穷民小户，不能办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独当之。”由此，他“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匀”。万历九年（1581年），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总括一州县之赋税，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田征银，折办于官”。张居正还认为，“农，生民之本也。”“力本节用，抑浮重毅，而后化可兴也”。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
——摘编自《张文忠公全集》
(1)根据材料，概括张居正的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张居正的任一经济思想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改革要立足于对内外环境的准确判断；改革者要树立远大的目光和大无畏的精神；改革一定要正视人性才能因“性”利导；改革要通过“法治”推行，借助“势治”巩固。
——摘编自董成雄、王四达《“商鞅变法”的现代启示一从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座谈会讲话谈起》
材料二 熙宁初，王介甫（注：王安石）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摘编自郑志强《从范仲淹、王安石到章惇、蔡京一北宋改革警示录》
材料三 明代的宗藩制度和优免制度引起的弊端极为严重，财政危机、田赋不清、负担不公、社会动荡皆与其密切相关。但张居正知其弊而不改，而是一味强调以增收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问题。例如，对于清丈土地，只要地方官多丈量出田亩，并增加田赋，便给予表彰甚至晋升。于是，地方官罔顾事实，为邀功而无所不用其极。
——摘编自胡铁球《新解张居正改革一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变法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相似背景，并分析改革都取得显著成效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明万历二年（1574年），为解决官员升迁过快和调动频繁的问题，张居正在总结历代及明朝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本诸“久任以便责成”的原则将官员久任法推向成熟。为了保证久任法的顺利实施，朝廷对久任有功的官员大加褒奖和破格提拔，对主动“乞罢”的官员也多“不允”或要求“照旧供职”。在官员的选任中，张居正也明确要求只看功过，不论资历。在万历一朝，很多边将、治河官员、巡抚、州县长官和学官都得以长期任职，甚至出现了李成梁镇守辽东30年的久任现象。但张居正死后的“清张运动”引发了更为复杂、持久且影响深远的朋党之争。在此情形下，虽然统治者一再强调和推行久任法，但内阁首辅的频繁更换直接导致了官员升迁调动更为频繁，久任法难以为继。
——摘编自展龙《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
材料二 万历元年（1573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再者，地方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考成法”在官员内部确立了层层监督的机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员均被纳入到了绩效考核之中，官场从怠惰成风到战战兢兢，万历时期被罢黜的各级官吏两千余人，比明初多四十余倍。张居正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官员，以致身后遭受攻击，“考成法”终被废止。
——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张居正推行官员久任法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概括张居正考成法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张居正的官吏改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