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农村公社是传统俄国的基层组织。农民不但依附于领主，还依附于公社。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公社保存下来并不断强化。与此前相比，公社有了正式的法律名称“村社”。领主对村社的管辖由国家对村社的管辖所代替，领主管理机构撤出，政府指派的米尔调解员进行监督。村社以上的乡在改革前由国家任命官吏，改革后则改为由各村社推选管理人员。由于赎买土地的契约不是同农户，而是同村社签订并以连环保方式缴纳的，改革后村社的经济职能实际上有所强化。同时由于地主割走大块土地，村社份地减少，随着农户分家现象增多，土地重分越益频繁，农民的份地也越来越零碎。村社强化造成的大锅饭现象严重阻碍了俄国农业的改良，但由于统治者的支持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才最终废除。

——摘编自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材料   1859年8月，在内务部审核完各省贵族委员会制定的本省农民条例草案之后，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向沙皇递交了一份总结性奏折，将贵族对农民问题的总体意见分为三类。第一类贵族在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多数派，他们很少支持解放农民，最关注的是自己作为地主的物质利益，认为改革只会给他们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导致贵族贫困和破产。他们虽然宣称放弃农奴制，但是仍然以各种形式隐性维持自己的权利。第二类贵族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物质利益，而是整个贵族的等级利益。他们大多是富裕而著名的地主，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英国式的大土地贵族，保留贵族等级的领地权和社会影响力，真正的目的在于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第三类贵族主张完全废除农奴制，废除地主对农民的权利，认为农民应该通过赎买将全部或部分份地变成自己的完全财产，保障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独立性。

               —— 张广翔、李振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直接税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等级征税的制度被根除。对国库而言最有数果的直我应是企业活动,农民肩上的负有所战轻,但尚表办理全子线的光主农民被强行就范,赎金明显超过了人头税。间接税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酒税收入又翻了一番,按收入量而言,关税仅次于酒税,19世纪下半期随着手续费和对外贸易的增加,关税在俄国税收中的作用急剧提高。总之,政府将征税重心放在间接税上成为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1861~1900年,俄国间接税收入增加了4.5倍19世纪末,俄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85%。虽然欧洲其他大国预算收入也以间接税为主,但未像俄国间接税比例如此之高。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份地减少导致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加之税高赋重，农民对货币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并努力寻找增收机会。地主经济和部分富农经济为农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也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农民受雇于地主及富裕的同村人，既能在农忙时从事田间劳作，又能在农闲时赚取额外收入来交纳赋税和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这些副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辅助和有益补充的作用，较之农业，副业表现出相对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同时，部分富农成长为企业家，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大量外流造成当地劳动力短缺，破坏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接触村外世界和从事非农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和自我觉悟。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副业发展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