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华人，作家、记者、学者，一个传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罗湖桥，一步一回头。前面是香港，后面是大陆，他“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岛日报》的专栏“南来篇”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曾首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抗战期间，他巡游东线战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写下了大量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广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立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等报刊登载，部分内家甚至编入战时教科书。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要》《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影艺集成》等编著70种，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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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雷恐怕没有想到，她写父亲曹聚仁的文章《父亲原来是密使》刚刚在报端披露，便激起超乎想象的连锁反应。香港《信报》载文评述：“文章披露的大量史料证据，已逐步解开了几十年的难解之谜，并让‘谜一样的人物’曹聚仁身上的谜团终有玉宇澄清的机会。”台湾《联合报》为此文发表了编者按：“两岸密使过去大都停留在传闻阶段，曹雷此文重新描绘出1956至1972年曹聚仁奔波两岸港澳间传话的图像。”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境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就是羁留港澳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到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统一事业坚守阵地到生命的最后。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曹聚仁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B．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源自现代配方自由主义。

C．文章披露的大量史料证明，已逐步解开了几十年的难解之谜，并让“谜一样的人物”曹聚仁身上的谜团终有玉宇澄清的机会。

D．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也不少。

E．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自己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孔明一分肥会思想的芦苇。”

2．周恩来称赞曹聚仁先生为“爱国人士”，请结合文章内容谈谈曹先生的爱国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
3．文章介绍曹聚仁时，称其为“一个传奇人物”，请结合文章内容谈谈曹先生的“传奇”之处表现在哪里。
4．作者认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结合文本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面 壁 敦 煌
卢贤生
当年大千由上海迁往苏州网园师时，同住园内的叶恭绰对大千的帮助与影响很大，大千在40年代西出嘉峪，寝食莫高窟，探寻人物画的渊源，其中就有叶恭绰的启发。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清末当过铁路总局局长。北洋政府时，当过交通总长、邮政总局长，后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是我国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新中国成立后，当过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对大千说：“人物画一脉，自吴道子、李公麟后已成绝响，仇实父失之软媚、陈老莲失之诡谲，有清三百年，更无一人焉。”并力劝他放弃花卉山水，专攻人物，振此颓风。所以大千也说，他之所以“西去流沙，寝食于莫高、榆林二石室者近三年。临抚魏、隋、唐、宋壁画三百帧。皆先生启之也。”之后，在国民党政府检察院任职的马文彦，也曾多次向大千介绍敦煌石窟壁画，大千自己又查阅了一批资料，遂决定去探寻中国绘画的艺术渊源，以发扬光大。
1941年3月，大千第一次踏上赴敦煌的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莫高窟，在莫高窟附近的一个破庙里住下后，便带领帮工和随行的士兵清理积沙，修路开道，开始对石窟进行记录和编号。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工作，他们总共为309个洞窟编了号。由于生活用品准备不足，人少力薄，以及画布和颜料等画具临摹效果不佳，大千一行不得不于年底返回兰州，筹集人马，补充物品，作长期打算。1942年3月，大千率子张心智以及差厨等一行9人，从西宁包租—辆卡车，第二次来到敦煌。
临摹敦煌壁画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为了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大千在朋友担保下，获得青海主管特准，亲往塔尔寺以每月50块大洋雇到此前认识的5位喇嘛画师。他们专为大千磨制颜料、缝制画布、烧制木炭条。为使临画色彩亮丽无比而历久不变，并能使所临壁画恢复如初，大千所使用的颜料多为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这些珍贵的颜料来自西藏，每斤价格在40至50两银子之间，而且每种都在100斤以上。颜料经精工细磨后才能使用。大千所用画布大到数丈，喇嘛画师拼接缝制画布更是拿手绝活，往往是天衣无缝，不露痕迹。画布需抹上胶水，填平布孔，再打磨7次，方能下笔。
洞窟内光线暗淡，有时他们借着日光，用—块镜子反射入窟内进行临摹。但多数时间是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握笔，有时手持电筒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洞窟里空气滞闷，呆上半天，人就觉得头昏脑胀。深而大的石窟更是阴冷潮湿。夏天要穿棉衣，冬天则滴水成冰，无法工作。在高大的洞窟里临摹，还必须搭梯而上。碰到藻井或离地面很近的壁画，只能仰面或侧身而卧，上下反复，时卧时起，不久就使人汗流浃背。 即使这样，面对历经千年的敦煌壁画，他也曾风趣地说：“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抨然心动。”
1943年5月，大千别了莫高窟，伴随着驼铃声，向榆林窟进发。榆林窟，俗称“万佛峡”，位于安西县城南约200华里处，它与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水峡口小千佛洞都是独立的石窟群。由于它们的壁画和雕塑的时代特点与艺术风格很相近，同属一个体系，所以统称为“敦煌石窟艺术”。大千曾数次前往榆林窟观摩、考察。虽然榆林窟的壁画在数量上远不能与莫高窟相比，但其艺术水平则完全可与莫高窟媲美。如第17窟的盛唐壁画，其技艺之高，保存完好如新，为莫高窟所未有。还有一幅西夏《水月观音像》，大千更是反复欣赏，赞叹不已。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大千一行在榆林窟共临摹壁画10余幅。包括西夏的《水月观音》、唐代的《吉祥天女》、《大势至菩萨》以及《供养人》等。其中一幅《卢舍那佛》成为大千榆林窟之行的得意之作，从而为大千的敦煌之行画上了句号。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E．榆林窟与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水峡口下洞子石窟统称为“敦煌石窟艺术”，因为它们相邻，且壁画和雕塑的时代特点与艺术风格非常相近，并同属一个体系。

A．叶恭绰曾对张大千说吴道子、李公麟之后，中国人物画坛就再无大家出现，仇实父不够软媚，陈老莲不够诡谲，并以此勉励他担当重振人物画坛的重任。

B．本文叙写了张大千三探敦煌的过程，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大师鲜为人知的经历，给人启示。特别是他善纳人言，为了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克服重重困难的精神更值得人们敬仰。

C．1941年3月，张大千第一次踏上赴敦煌的征程，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工作，他们为309个洞窟编了号，由于生活用品不足，被迫于年底返回兰州。

D．“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从张大千的这句感言中可见敦煌壁画行神兼备，光彩照人，实为罕见的艺术精品。

2．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为了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他采取了哪些措施？请概括作答。
3．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这艰苦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分析。
4．成功是需要条件的，而张大千能为自己的敦煌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全文予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