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研究成果表明，通过对比不同时期星系团周围气体温度，发现过去100亿年间，这些气体的温度增加了近10倍，达到现在约200万摄氏度。那么，宇宙在变热吗？实际上，宇宙绝大多数空间空无一物，极其寒冷。然而，在一些宇宙天体如太阳附近，气体温度却高达百万摄氏度，前文所述的温度变化研究也是指位于星系团周围的类似高温区域。宇宙升温与地球上的温室效应没有关系，而是与宇宙演化有关。人们发现这个秘密，经历了不断探索的过程。

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发现，原来被认为处于稳态的宇宙竟然在不断膨胀，大爆炸宇宙论随之诞生。根据这一理论，宇宙在138亿年前经历一次大爆炸后诞生，随后持续膨胀。在宇宙诞生后早期，光子频繁和电子碰撞，无法逃脱出去。在宇宙年龄约38万年时，电子和离子结合产生了中性原子，光子得以“脱耦”传到远处。随着宇宙膨胀，早期光子波长不断被拉长，现在已变到微波波段，形成“微波背景辐射"o1964年，美国工程师发现了来自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对大爆炸宇宙学的直接验证。此后，人们对宇宙诞生及演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脱耦”后，随着宇宙膨胀和冷却，光子平均温度一直在降低，目前宇宙中微波背景辐射温度大约只有零下270摄氏度，这是宇宙大多数空旷区域的温度。然而，宇宙一开始就存在密度不均匀性，密度高的地方慢慢吸引其他地方的暗物质和正常物质，诞生了第一代星系和恒星。这个过程发生在宇宙各处，最终形成一种由不同星系构成的网状结构，称为“宇宙网”，连接不同节点的结构称作“大尺度纤维”，网状结构围成的鲜有星系存在的区域叫“空洞”。目前许多天文项目和计算机模拟结果都已看到这种结构，并发现不断有气体被吸引聚积到这些纤维状结构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势能转化，气体速度变快，彼此相互碰撞，最后转化成气体的热能。随着时间推移，气体温度会不断增加，这就是宇宙大尺度结构形成理论中的一个推断。

最近发表的这个结果，是结合观测数据，通过研究低温微波背景辐射光子和星系周围的高温热电子之间发生的能量交换过程，推算出宇宙不同时期气体中电子的温度。正如科学家通过众多观测事实来验证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这个观测结果对于宇宙大尺度结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验证，说明人们目前对宇宙图景的理解应该是可靠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剧场里，欣赏传统戏曲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校园里，相声、戏曲等学生社团广受欢迎；电视和网络上，《国乐大典》《角儿来了》《青春京剧社》等综艺节目层出不穷：手机APP上，“我要笑出‘国粹范’”“谁说曲艺不抖音”等活动吸引数亿人点赞……近年来，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正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时尚。

优秀传统文化，往往有着穿越时空的感染力。传统艺术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密码，并以高度审美化的方式呈现，这成为吸引当代年轻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一些戏曲在年轻人中特别“火”，比如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剧种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学积淀。昆曲被称为“百戏之师”，有600多年的历史；梨园戏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历史长达800多年。其剧种审美之精致曼妙、表演手段之丰富完善，年轻人一旦了解便容易沉醉其中。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密码和艺术魅力超越时代，盛续传承，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传统艺术也需要当代表达才能彰显其魅力。创作上，不再一味复古守旧，而是在坚守艺术本体的前提下，符合当代审美趋势与价值观。传播上，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和流行文化元素，用年轻人的“语言”与他们沟通，一些艺术团体也正在进行尝试。比如，京剧名家尚长荣的代表作之一《曹操与杨修》，突破固有的标签化形象，塑造了一个既有宏图大志、又有人性弱点的曹操，后来还拍成3D电影。以电影的形式传播京剧，很受年轻人欢迎。中国民乐开辟网络秀场，通过演奏流行乐曲以及电影、游戏主题曲等方式，在年轻人心中留下“时尚”“酷”的印象，进而引导他们走进音乐会现场，领略民族乐器演奏技艺之精、音色之美。

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传播，知名艺术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戏曲、中国民乐、曲艺等艺术，都是“角儿”的艺术，名家、名角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广泛参与活动。比如，琵琶大师方锦龙参加《国乐大典》《经典咏流传》《邻家诗话》、青年京剧演员王珮瑜参加《朗读者》《开学第一课》《跨界歌王》等节目，都推动了传统艺术的“破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专业艺术院团纷纷开设“云剧场”“公课堂”，一些知名艺术家直播“公练功”。这些尝试，形式多元，内容活泼接地气，快速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培养了不少观众。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要积极主动地拥抱年轻人，创造让年轻人走进传统艺术的契机，从而赢得更多年轻人关注，让传统艺术代代相传。

（选自《人民日报》，作者周飞亚，有删改）

合作之谜

①长久以来，合作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这里所说的合作，是指群体（至少由两个成员构成）中的成员为让群体中所有成员都获益而做出贡献，不论其他成员是否也做出贡献。根据进化论，自然选择会促使个体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而合作者在获益的同时还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所以每个人在和他人互动时都更有动力去“搭便车”，那么合作行为按说应该不会存在。然而，从远古的狩猎采集，到如今维护公益、组织大型活动，所有这些人类行为之所能够成功，归根到底都要依赖于我们愿意广泛地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于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广泛的合作呢？

②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广泛的合作可以由亲缘选择机制来解释。母亲会为了拯救不慎落水的孩子而跳入水中，她这样做显然要付出个人的代价，甚至自己的生命。虽然这种合作行为以及有助于这种行为的基因对个体而言很危险，但有助于家族获益。即使这位母亲去世了，她的有助于合作的基因仍然会在她的孩子身上存续下去，并传递给更多的后代。这种理论就是亲缘选择理论。

③不过，这种理论如果要成立，就需要满足以下假定：早在主要生活于很小的家族群体中时，人类的合作行为就受到亲缘关系的限制，而且现在的人类基因仍然留有这种合作的印迹。但现今居住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的生活方式对此假定提出了挑战。哈扎人有着与人类祖先相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亲缘关系之外的合作，家庭内部的合作行为反而不多。很显然，解释广泛合作需要其他理论。

④有人提出了直接互惠理论来解释广泛合作。该理论认为，广泛合作基于直接互惠机制，其基本内容是：明天继续合作的承诺可以激励今天的合作。这强化了人们的信任和期望：当你认识了某人并建立起合作关系后，无论此人是不是亲属，你们俩都能从中获益，并且这种关系在未来仍然有益。直接互惠与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重复的互动有关，最优策略是“一报还一报”：一开始时你采取合作；如果对方合作，你将在下一轮互动中合作；而如果对方“搭便车”，你将在下一轮中“搭便车”。

⑤但直接互惠理论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与他人的互相都是一次性的，为何其中仍有大量的合作？比如，一个人会避到一边让陌生人先走，有人会对流浪者慷慨相助……

⑥科学家发现了直接互惠机制的局限，于是提出间接互惠机制：个体间的互动情况会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观察到，并分享给更多的成员；成员之间对各种“好事”“坏事”的分享会影响当事人的声誉。张三对李四很友好，是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其他人日后对张三友好。这就是间接互惠理论。

⑦直接互惠机制和间接互惠机制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们都能保证人们相互之间无法占对方的便宜。你可以不再与那些喜欢“搭便车”的人继续交往，也可以一开始就避免与这类人交往。在这两种机制的运作下，人类社会足以发展出高水平的合作。但当人口规模足够大时，这两种机制就不那么有效了，因为“搭便车”者可以在欺骗一个人后接着寻找下一个目标，从而绕过“一报还一报”；而传播信息并跟踪社会中的每个人也变得更加困难，很可能在对方的“坏声誉”传到你耳边之前，你就被人家占了便宜。

⑧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人类许多重要的合作行为都需要由多人构成的群体整个参与，遗憾的是，对于此类合作行为何以能够存在，仅凭本文目前讨论的互惠机制仍然无法做出完满的解答，而需要做进一步探索。

材料一：

中国文旅产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蓄积变革力量，稳中有进。各个城市的文旅融合实践，通过挖掘城市文化特色，在区域整体规划中统筹文化潜力、融合科技力量、盘活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场景，基于文化内质进行多维延伸，全方位赋能城市旅游产业发展，逐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整体格局。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数字创意智慧旅游、“文化+IP+数字消费”的互联网智慧旅游等新业态发展迅猛。

约翰·菲斯克说：“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消费者在相似的商品中做出选择时，通常不是比较其使用价值，而是比较其文化价值；从诸多商品中做出一种选择，就成了消费者对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的选择。”由此可见，游客群体对以文化为内涵的数字创意文旅产品存在消费诉求，这也反映出对凝结文化精粹并融入科技元素的创意型产品所彰显的文化价值的肯定。在对产品的期待与消费后，消费者间接地完成了对社会身份的选择。

材料二：

数字技术创造智慧文旅新形态。伴随5G技术开始步入商用，VR、AR、区块链等技术频频介入文旅产业应用。目前，国内已有1000多家景区开通了线上游览服务。通过“虚拟景区”“云机游”“旅游+直播”“智能地图”等模式，利用VR、AR、全景影像等技术，在内容创造、虚拟运营、智能服务、交互体验等方面推出了更多的玩法，实现了景区的智慧化、数字化升级。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开通了“Zoo直播”，直播内容包括动物日常活动、饲养员工作、答网友问并科普相关知识等，使游客足不出户“云”游动物园。据统计，累计观看量达到190多万人次。可见，影响受众选择的不仅是事实本身，更是它扩散和传播的方式。

材料三：

夜间经济成为文旅产业的重要版块。中国的夜间经济早在汉代就初见端倪，夜市在宋代拥有了合法地位，商品交易和娱乐活动异彩纷呈。《东京梦华录》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热闹非凡。如今，夜间经济成为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繁荣程度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开放度和活跃度。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都认识到夜间经济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上升至战略高度。2018年11月，天津市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集中打造具有天津本地特色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2019年4月，上海市发布《关于本市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加快国际消费城市建设。《指导意见》界定了“夜间经济”的概念，即从晚7时至次日6时在城市特定地段发生的各种合法商业经营活动的总称，指出夜间经济是都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间经济所带动的创收指数是城市文旅的重要量化指标，也是文旅消费评价体系的新维度。

（以上三则材料取材于司若主编《中国文旅产业发展报告（2020）》）

材料四：

（取材于《2019年北京市夜间消费调查报告》）

材料一

机器学习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它通过设计算法，让计算机可以从有限的观测数据中分析并获取规律，然后利用“学习”到的规律对未知数据进行预测，从而帮助人们完成应用任务。运用机器学习解决应用问题，一般包含如下几步：首先是对观测数据作预处理，然后是从观测数据中提取有效特征并对特征进行转换，最后是构建函数并利用它进行预测。

传统的机器学习主要关注预测函数的构建，至于特征，则一般是通过人为地设计一些准则，然后根据这些准则从观测数据中获得。对机器而言，这可看作是一种“浅层学习”。由于浅层学习有时不能很好地获得有助于提升预测准确率的特征，“深度学习”应运而生。

深度学习需要构建具有一定“深度”的模型，让机器自动从观测数据中学习到有效的特征，帮助提升预测的准确率。“深度”与数据处理过程的组件数量密切相关，深度模型的原始输入与输出结果之间有多个组件，每个组件都会对数据进行加工，并影响后续组件。当得到最终的输出结果时，我们并不清楚每个组件的贡献是多少，判断每个组件对输出结果的影响称为“贡献度分配”问题。以下围棋为例，每当下完一盘棋，我们会思考哪几步棋导致了最后的胜利或失败，判断每一步棋贡献的多少就是贡献度分配问题。该问题在深度学习中至关重要，解决起来也非常困难。

目前，深度学习大多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来实现。人工神经网络内部包含多个层次，正好能满足深度学习的“深度”需求。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快速发展，其所使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从早期的五至十层增加到目前的数百层，这极大提高了特征提取与转换的能力，也使预测的准确率随之上升。

深度学习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要想在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中占有先机，牢固掌握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必要条件。

材料二

人脑神经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包含几百亿个神经元。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没有物理连接，它们通过突触进行互联来传递信息。神经元可被看作是只有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的细胞，突触将一个神经元的兴奋状态传至另一个神经元。突触有强有弱，其强度可以通过学习或训练来不断改变，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一个神经元的状态是兴奋还是抑制，取决于它从其他神经元接收到的信号量以及突触的强度。当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号量总和超过了某个阈值，细胞体就会兴奋，产生电脉冲，电脉冲通过突触传递到其他神经元。可以认为，在人脑神经系统中，每个神经元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神经元如何组成网络。

受人脑的启发，科学家构建了一种在结构、工作原理和功能上都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计算模型，称之为“人工神经网络”，简称“神经网络”。在机器学习领域，神经网络指由很多人工神经元相互连接构成的系统，这些人工神经元一般被称为节点，每个节点本质上是一个函数。神经网络不同节点间的连接被赋予了不同的权重，每个权重表示一个节点对另一个节点影响的大小。每个节点的“兴奋”或“抑制”，由来自其他节点的数据信息与节点间的连接权重综合计算得到。

深度学习利用神经网络构建模型，可以对数据进行更好的特征提取与特征转换，从而得到预测准确率更高的函数。除了神经网络模型，深度学习也可以采用“深度信念网络”等其他类型的模型。但由于神经网络能借助相关算法较好地解决贡献度分配问题，它成为了深度学习主要采用的模型。

（以上两则材料取材于邱锡鹏的相关著作）

网络空间是将人群聚集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更是年轻一代学习、娱乐和交往的平台，为保证网络空间的有序，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需要每个人对网上的其他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简言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行为是由网民的观念意识引导的，而文明的网络行为是在一系列文明的观念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由于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其网络行为对网络空间的文明状况有极大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无疑有助于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网络规范必不可少，这已是共识。但需要有什么样的规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底线伦理或“负面清单”是共识性最强也是最起码的网络行为规范，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来列出的网络行为负面清单，通常也是有法律强制性的禁区，构成最低层次的网络道德规范。

归纳学术界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不”来认识网络行为的底线要求，或以此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文明上网的负面清单。不伤害——网络行为者既不要有意作恶，也不能无意为恶，如在网上进行攻击、谩骂，诋毁他人的名誉，或侵犯他人的安全、自由、隐私和利益等。不偷盗——在网络信息空间中，要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商品一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任，抵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不道德行为。不造假——每一个网民要从不进行信息造假做起，确保自己在网上发送的信息是真实的，尤其是自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的谣言。不浪费——即不发生信息浪费的行为，向网络发送垃圾信息不但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也会耗费网民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不盲从——上网时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轻信网络谣言而上当受骗，没有造谣的网民，就没有网谣的市场，网民就不会被网络污染的策划者所利用，不会不明真相卷入人肉搜索或网络围攻。

底线意识主要是从否定性的角度确立了网络中能做什么；而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行为，无疑就是开始了“做什么”，只要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去主导人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肯定意义上的网络行为意识。其中，做到平等待人或尊重他人可以说是形成积极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而这种基准意识可以通过“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和“契约意识”来具体体现。

所谓“等效意识”，就是当线上虚拟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行为时，要将其视为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具有等效的实际影响，因此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提出道德规范要求。所谓“反身意识”，可以说是等效意识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上的延伸，即一个人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损害到他人时，转换视角去设想当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时会有什么样的切身之痛，有了这样的反身意识，就会自觉抵制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就不会到网上去传播谣言。“价值意识”在网络行为中有多方面的体现:第一，它表现为对他人信息劳动的价值认同，比如尊重知识产权；第二，重视信息内容的文化意义，从而积极传播内容健康的信息；第三，意识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价值负载，从而关注信息技术使用的道德效应。由于技术普遍是负载价值的，不当使用网络可能会产生出负价值，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会耽误学业和事业，此外，网络是“内容为王”的空间，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新的疆场，青年人尤其是被争夺的对象。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而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契约意识”就是要具有信息契约精神。网络空间中，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分配乃至利益冲突问题，冲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各自权利和义务成为重构信任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当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在网上讲诚信、守契约、服从大局时，网络中新的信任机制可随之形成。

（摘编自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

与先前许多伟大的探险一样，我们的旅程起始于厨房。

当我们看向水面，通常觉得水是平的，然而仔细观察一杯水时，你会发现杯中的水面并不完全平坦，它在边缘处略微向上弯曲——这是它的“弯月面”，这个弯月面的形成是因为水受到了玻璃的吸引，它被拉向杯壁。

注意这一点又有何用？只关注这一点，可能没什么用。但与其他几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它便能帮助我们理解河水何以泛滥。

水会受到玻璃的吸引，这是水的一个特性。有些液体，比如唯一的液体金属——水银，会受玻璃的排斥，因而它的表面会像倒扣的碗，叫作“凸月面”，液体内部也有微弱的吸引力，若非如此，它们便会散开，成为气体。正如老师为我们反复讲述的那样，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紧密结合而成。但老师——至少我的老师——没有教我的是，一个水分子中的氢原子还会受到其邻近水分子中的氧原子的吸引，这使得水分子之间互相依附，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可以设想两个在羊毛衫上摩擦过的气球会因静电轻轻地黏附在一起。

想要展现水的这种“黏性”很简单，接一杯水，在一个平滑的防水面（比如厨房的操作台）上倒上几滴。现在弯下身，直到自己的视线与液滴平行。你是否看到水自然地形成一些微微凸起的“小水塘”？假如倒得够多，有一些会流下去，但还有一些会留在台面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水会受到相邻的水的吸引，这种黏性或张力强大到有些时候能够对抗重力。

水吸附自身以及杯壁的张力还引发了一种叫“毛细作用”的现象，每当把画笔蘸在水中，我们都会发现水沿着刷毛向上流。想要解释毛细作用，只需将我们已经了解过的两种效应结合起来考虑。水会受到某些物体表面的吸引，比如玻璃和画笔的纤维，此外它还会受到自身的吸引。因此当一个开口足够细小时，便会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水面会受到它上面材料的吸引，被向上拉，又因为开口太过狭窄从而使得液体的整个表面都被向上拉动。之后，由于水受到了自身的吸引，下面的水也跟着被拉了上去。

现在该去野外观察一下这种效应了，下次当你路过一条两边是泥岸的小河、小溪，注意观察一下岸边的泥，被河水打湿的泥会又黑又湿，但是注意，泥土湿润的地方要高于河水拍打的位置。高于水面的泥是颗粒和气孔的混合物，有点像有着纤细壁管的细密蜂巢。河里的水因毛细作用而被向上吸入这些气孔中，结果就是水面以上的泥被浸湿了。水向上传输的高度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水的纯度——干净的水要比受污染的水升得更高——但主要因素还是颗粒间的气孔大小。气压也会影响在泥土间向上传输并停留在那里的水量。这意味着，当气压突然降低，比如风暴来临的时候，土壤无法吸附如此之多的毛细水，于是水就会回流到原来的溪流中，从而加大了在风暴天气中出现洪涝的可能性。

海面高度会受到潮汐状态的影响，而潮汐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这里我只提一种——气压。低气压时的海面要高于高气压时，当高气压系统转变为低气压系统，海面通常会上涨30厘米左右，设想你正身处一片你所熟悉的沿海区域，这时你突然注意到海面似乎比你之前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高，这或许会让你猜测气压一定是大幅度下降了。这又意味着，你不仅能预测到坏天气要来了——因为气压表显示气压下降时很可能出现坏天气，而且还可以预测出出现洪涝的风险大大上升——因为在第一滴雨尚未降落时，所有溪流和河流中因毛细作用而被吸附在岸上的水将会被释放出来。

（摘编自特里斯坦·古利《水的密码》，许丹译）

据我知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与传统的、具有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中国目录学史》以主题分篇，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全书凡十篇。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方法称作“主题分述法”，其义就是“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

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来写中国目录学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发展进程中“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硬要划分时期，区别特点，“强立名义，反觉辞费”。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断代法”来编写（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但我们对他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须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于，姚名达的方法是能够、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呢？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不足，他说：“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利弊相权，怎么处理？姚名达的理念是：“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具体对策是：“依史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就是说，各篇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体制，而不强求一律。

《叙论篇》《结论篇》两篇分居首尾。《叙论篇》首先对“目录”“目录学”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做了分类，在一一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提纲挈领，宣示宗旨，很符合现代学科的规范。《结论篇》以极短篇幅，阐述他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其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

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的主体。其中，《溯源篇》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设立这个主题，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两书开创了目录体制和目录分类的基本模式，传统目录学既受两书庇荫，又长期笼罩在其阴影中，没有重大突破。该篇除详述两书分类、编目特点外，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等，莫不一一推寻原始，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详详细细，原原本本。《溯源篇》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通古贯今，看似“独立特行”，互不相干，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暗合。比如，“志”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分类篇》《体质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志”。

《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框架并非无懈可击，但确有创意。姚名达对此亦颇为自许：“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理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在我看来，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

（摘编自严佐之《<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我们读到的散文多数充满回忆的味道。一次旅行、一场际遇、一位亲人、一只宠物……写作者回到书桌在回想之中开始写作。当然有着具体的情节、场景和片段，但写作者的视角，往往是从终点望向来路；读者清楚或隐约地知道，一切，属于过去完成时态。

我想特别强调这个词：时态。

我们假设，事件发生的完整顺序是从1排列到10。小说从中间起笔很常见，甚至只有345的部分，前史和尾声都隐藏在露出的冰山之下；顺序的颠倒、错位与叠加，也是常用手段。小说的情节不断走动，我们仿佛听到金属指针每分每秒制造的尾音，悬念和陡峭的转折随时随地酝酿其中。

散文通常如何处理时序呢？是站在终点位置平行回望，从1到10按部就班地重述，无论1和10之间相距多远，我们总是忙于在事件结束之后，开始“事后诸葛亮”地讲道理。当小说的时态进行自如变换的时候，作家需要跃起，跳离原地，这时出现了平面之上的点，使叙述多维和立体。许多散文写作者相对懒惰，缺乏弹跳的运动能力，作品平铺直叙，相当于扁平的二维世界。一切，只是为一锤定音的“道理”做铺垫，所以对从1到10的整个过程，往往进行潦草而剧烈的概括，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只剩干燥、单调和基础的维生热量，却丧失了新鲜的水分和味道。这样的散文写作，形同制作标本。

正在进行时的好处是什么？把读者凌空抓起来，直接扔进叙述的情境中。即使是回忆体小说，也强调情节和细节带来的效果逼真的还原体验。小说家要带领读者在丰富、复杂、紧张、多变的仿真景况中做出临场反应。而这种技术手段，似乎被散文所遗忘。也许散文更多跟个人经验相关，经验都是过去的，而我们又急于把经验中的“道”提炼出来。

所谓进行时态的散文写作，不仅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当读者迷惑：现在有些散文为什么写得像小说？是对小说的借鉴吗？我认为不是。问题的核心在于进行时态的介入。随着散文表述时态的变化，散文的场景、结构、节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的总结。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是具有难以概括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一的，过程也依然能有多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散文上手不难，写好并不容易。散文的耗材严重。人生的经历密如丛林，开始做家具，很快只能做筷子，后来就只够做牙签的，最后干脆没柴烧了。假设我们改变散文的构思和表达方式，就能够更“环保”地使用材料。进行时态式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部分缓解散文的资源性匮乏。

就像散文长度的变化不仅是字数叠加，而且带来了重要的结构之变一样。我认为时态之变，也会为散文读者带来更为生动而复杂的审美体验。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散文不仅有终点的视角，也有途中的视角；对于读者而言，散文时态的改变，使他们的角色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告诫到共分享。

散文要表现“此时此刻”，这使我们不会忽略沿途的风景；“现在”，连接过去的屐痕，也指向未来的光亮。

（周晓枫《散文的时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