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

别人可能觉得匠人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

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编自201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国际、全国或省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2018年8月30日《人民政协报》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对于教育而言，弘扬工匠精神就是精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培养出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技能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弘扬工匠信仰坚定、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激励广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弘扬工匠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平凡与崇高等人生课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典型引路、正向激励等多种措施，弘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着力形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主流意识，真正让劳动成为最光荣的价值追求，让劳动者成为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工匠的成长路径和事迹表明，一勤天下无难事，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立足岗位，刻苦钻研，就能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把传播工匠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工匠进学校、工匠讲堂等活动，组织老师学生聆听工匠事迹，弘扬工匠精神，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工匠的事迹引导青年大学生勤勉为人、勤奋学习、勤恳工作。

面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成名的浮躁情绪和心态，广大教师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匠精神，在长期的教书育人中形成自身的价值追求。广大教师要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坚持以师德建设为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教师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为人师表、不断进取的职业精神，建立完善的师德激励机制，重师德激励，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摘编自2017年1月4日《工人日报》李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弘扬工匠精神》）

3 .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圈’形成势力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未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筑牢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影响 AE 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入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举措。

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19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16.6%，总数达1.64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选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知力，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数据显示，短视频平台中仅有32%的未成年人在上网时经常和总是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仅有14.9%的高中生会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服务内容普遍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市场的渗透使得网络内容生产商品化、逐利化，网络内容建设逐渐让位于流量关注，利益导向逐渐取代价值导向。如资本对“饭圈”的推波助澜与营销机构的引导，不问是非对错、不管善恶美丑，致使“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成长。

（摘自王苗《以优质精品网络内容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重大理论指导，是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重大任务。

在2013年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历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者杰出代表，既包含体力劳动者，又包含脑力劳动者；既包含简单劳动者，又包含复杂劳动者；既包含物质生产劳动者，又包含精神生产劳动者。诚实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一样，都是对劳动的性质规定，前者是强调劳动目的、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强调劳动要素、方法和结果的发展性。

（摘编自文新华《论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深入推进劳动教育》）

材料二：

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劳动教育是成长成才的题中之义。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立德树人的理念，对推动劳动创新、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孟子》中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载。勤劳创业、耕读传家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劳”与“学”在历史上从未分离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儿童劳动教育应谋求手脑相长。长期以来，劳动教育融入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发挥了兴国利民的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在学校课程的实施中，存在“口头上重视、课程上忽视”等情况，劳动教育内容大多以活动的方式呈现；社会和家庭对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推动全社会重视劳动教育，就要使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常规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形成劳动树人、协同育人的格局。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意见》强调，“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劳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意见》同时提出，“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包括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统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有序安排学生集体劳动，等等。而从社会角度看，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可以开放实践场所，工青妇、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可以搭建多样化劳动实践平台。

在推动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理念的基础上，更应倡导创造性劳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注重生活实践、社会实践、劳动实践的锤炼，培养孩子们的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近年来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出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等，就是着眼于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更能在劳动中拓宽个人成才、国家发展的广阔天地。

马克思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广大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动他们从小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之美，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习惯，从而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用劳动之手创造幸福生活。

（摘编自吕文利《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

材料三：

人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要受到方方面面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在教育中，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方面，让学生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主动分担家务，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在服务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志愿服务，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参与社区治理。在生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丰富职业体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这样对劳动教育的进一步细化，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独特育人价值。

（摘编自陈云龙《劳动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

大约20年前，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有个“魔法报纸”令人着迷。报纸图片中的人物会动，文字内容会自动刷新。彼时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微信里的图文、手持阅读器中的内容，我们每天都在看，也不觉得有多神奇。当下的媒介传播条件和媒介使用状态已经今非昔比，文艺的呈现形态也在不断地更迭。

新媒介应用到社会中，从时间维度上看，既有跳跃式的迭代，如手机替代了有线电话，也有渐进式的递变，如手机屏幕的分辨率越来越高。从空间维度上看，新媒介在文艺领域中扩散的轨迹，不是一勺糖撒到水中，很快就均匀分布、化于无形，更像是一滴墨汁滴入水中，有个氤氲开来的过程。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切入，都会遇上新媒介的新玩法。就秉持的态度而言，乐之者甘之如饴，怨之者弃如敝屣。从印刷时代进入电影时代，再进入广电时代，也都曾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两个：新媒介文艺适应社会的速度与状态，以及每个人适应新媒介文艺的速度与状态。

新媒介文艺如何适应社会？在实验室中、在图纸上，技术是中立的，但是一旦到不同的群体当中，技术的使用难免没有偏向。例如，全世界都用社交软件，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在社交软件上分享的内容各有特色。中国人习惯的各种“网络体”文章、东亚地区青年人中流行的“吃播视频”，有明显的区域和文化特色。以“快手”为例。2011年，制作分享GIF动画的免费软件“GIF快手”上线；2013年，“GIF快手”从工具软件转型成为短视频社区；发展到现在，“网红直播”和“直播带货”成为其主要盈利模式。

我们每个人如何适应新媒介？这与前一个问题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从整体上说，新媒介在一个社会扩散的速度，取决于海量个体的接受程度。由于人与人的禀赋、习惯不同，每个个体对新媒介的喜好和取舍也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大家都认同“新媒介取代旧媒介，就像未来的新媒介必然取代今天的新媒介”这个观点，就应该培养自己适应和使用新媒介的相应能力。这种适应，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19世纪末，随着照相术的成熟，人类进入图像时代。与文字时代不同，图像时代的传播形态更多地呈现为多元化、非线性的形式。镜头与画面，成为社会文化与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获取、知识掌握、娱乐休闲都与图像的观看日益相关。因此，百年前的先辈们克服对摄影术的恐惧、学会看电影，与今天我们学会拍视频本质上都是对媒介生态的适应。

有人说，新媒介割裂了时间，带来了用户“碎片化”的使用习惯，导致人们“去深度化”的思考，难以区分“虚拟”和“现实”……这些表述直指新媒介的要害。但是也要看到，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再定义、再协调的过程。新媒介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工具，改变了原有的交往时空环境，我们的活动空间由线下拓展到线上，出现了“认知盈余”“缺席的在场”等新情况，这从本质上促进了人们的合作与交流。再者，每个时代珍贵的思想都是稀缺的，与其说新媒介导致“去深度化”思考，还不如说人类永远都要克服外界和内心的障碍，保持思考的深度和锐度。

（摘编自陈一《新媒介在文艺领域的影响》）

材料一：

新闻传播的数字化和国际化对媒体伦理传统假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首先，在线新闻，特别是基于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传统的“验证新闻”及其严格的事实检查正在被非专业化的新闻形式取代。新闻专业人员把控信息流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传统媒体一直遵循的伦理价值，如客观公正、把关控制等，也被大量即时性用户生成的内容遮蔽。而全球化新闻业的出现，不仅导致文化价值的冲突，也产生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设想和界定全球化新闻传播：的相关责任。

人工智能的两大支柱——算法和大数据，已经多维度地进入新闻传播领域，特别是智能推荐算法作为两者的集成，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主流的推荐算法有三种：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和基于时序流行度的推荐。基于内容的算法，其主要逻辑是受众偏好与新闻内容特征的匹配。通过用户特征数据和网络行为的分析，确立兴趣模型；利用分词技术等模式计算内容文本特征，选取两者之间相关度高的形成推荐列表。这种算法能够有效增加用户黏性，但对于个人信息的标签化分析，也容易引发个人数据安全性的争议。近期斯坦福大学研发的算法可以通过交友网站信息判定性取向，准确率高达91%，这一研究立即招致公众批评，也让公众对于算法的信息挖掘能力产生伦理质疑。

协同过滤算法的基本逻辑是人以群分，通过计算用户的特征数据将其编入一个用户群体，按照群体共享度较高的偏好推荐内容。这种做法将计算单位有效地下降为群体，减少了数据处理量。谷歌新闻最早采取的就是这类推荐算法。但是这种算法的伦理困境在于容易产生信息茧房，且将人群分类可能产生潜在的算法歧视，不仅触犯个人隐私，而且易于强化社会偏见。

基于时序流行度的推荐算法，将单位时间的瞬时点击率等动态特征作为考量因素，将特定时间窗口内流行度较高的新闻推荐给用户。这种算法模型很好地解决了内容冷启动问题，但是对于“标题党”和“三俗”信息的免疫力相对较低。

过度依赖算法推荐的新闻价值排序，会产生传播权（新闻价值权重排序决策权）、信息自由（人的传播自主性）、信息触达（服务的普适性、信息的不当触达）、信息隐私权和数字身份及其保护的问题。目前有两种伦理风险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数据安全和算法偏见。

（摘编自赵瑜《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

材料二：

探究人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在直面技术的同时观照人类，让技术和人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相互驯化，让技术更好地为人服务，也让人不断更新“技术”思维，不过分依赖技术，保持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当前，媒体、公众、网络平台分别承担着交叉核实信息源、建立隐私保护意识和提高数据开放程度的责任。媒体既可以依靠传统的事实核查手段，也可以利用新兴的技术工具检验信息的真实性。公众需要学习保护隐私的方法，比如要在提供个人隐私信息之前仔细阅读隐私保护政策，明确不再使用该服务时个人信息的删除和退出机制等。网络平台可以通过制定数据信托程序，设计信托程序的协议内容和框架流程来处理数据交换过程中的敏感问题，提高数据开放程度以满足新闻报道的需求。

如今很多媒体认识到“信息茧房”的问题，推出了应对“信息茧房”的程序。例如，新闻APP“跨越分歧的阅读”创立了包含20个新闻品牌的图谱，图谱能够记录用户阅读新闻品牌的频率，并计算受众在每一个新闻品牌中花费的时长，当受众的阅读习惯偏向于一方时，程序会建议受众调整阅读内容。

流量逻辑本质上就是“消费者导向”原则的变种，一味遵从这种逻辑将导致媒体背离核心价值。因此，为保证新闻的权威性，媒体需要平衡公共服务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下的大数据技术还不具备透彻了解社会现状与发展进程的能力，也无法在新闻的生产与发布上体现大局意识。媒体有责任在新闻信息的生产与发布过程中，把回应公众的关切与政府当前的工作重心结合起来，把服务、满足公众需求与教育引导公众、提高公众的素养结合起来。此外，受众也要带着质疑和批判精神看待基于大数据技术生成的新闻信息，而运用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进行主体问责也是避免职业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大数据技术为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在改变原有新闻信息的生产和发布方式的同时，也需要对原有的职业伦理规制做出相应的调适。技术红利与技术缺陷是相伴相生的，因大数据技术应用不当而引发的某些问题不是技术发展的失败，而是对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否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考验。大数据技术推动着新闻传播业的更新和变化，同时新闻传播业也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场景和范围做出限制，这是技术与人在大数据时代相互驯化的过程。因此，从职业伦理的层面规范媒体、网络平台的传播行为，让技术更好地推进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许向东《大数据技术下新闻传播的伦理规制》）

材料一：

今天，网络短视频、网络影视剧的观看者，以及网文阅读者、网络游戏玩家、网络音乐听众等，都被看作“用户”，即使用者。传统的受众指信息传播、艺术审美的接受者，是读者、观众和听众。相比而言，网络文艺用户，则突出作为个体的使用者身份，其主体性与差异性受到重视。在网络文艺的蓬勃发展中，用户可以消费娱乐，也可以追求艺术审美，进行文化思考；在文艺的互联网虚拟时空与现实世界中，用户既是网络文化与艺术内容的消费者，也开始扮演着内容传播、生产参与者的角色。

在互联网用户思维影响下，文艺与受众的关系，被重置为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用户”之说也因此而来。网络文艺用户以主体性、个性化、差异性特征，形成与传统受众的区别。追什么剧、看哪期综艺、什么时候刷视频、用哪个客户端听歌……完全是用户自己说了算的。其实，早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用户就可以借助BBS论坛、博客等平台，留言、跟帖催更故事，分享和交换意见和看法。在今天，用户参与网络文艺评论、文艺内容生产的操作更多样了，用户也成为网络文艺传播的媒介。用户还可以上传视频、挑选偶像，加入内容生产的行列。网络文艺前所未有地激活了用户的主体性，这似乎是共识。

沉溺网络、过度娱乐，显然不应该是用户打开网络文艺的正确方式。过度使用与网络文艺的内容、媒介特征和智能传播模式不无关系。传统小说、音乐、绘画作品是相对封闭而孤立的艺术文本，互联网以超链接激活了网络艺术作品的“活性”，用户很容易在任意延展的网络内容中流连忘返。

网络文艺作品还具有打破媒介形态、内容样式单一性的特点。短视频对用户的黏合，与其模式和平台运作机制有很大关系。短视频采用“音乐+视频+社交”的模式，覆盖才艺表演、知识学习、技能探索、生活技巧等多种内容，再加上滤镜审美、碎片形态、幽默网感等，在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把用户使用时间这一块儿“拿捏得死死的”。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已增至8.73亿，短视频平台正在试图将用户的多种文化需求“一网打尽”。

用户身份的发展，被看作是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对现有传播深刻改变和重构的一部分。算法推荐通过数据分析，为用户匹配内容，目的是提高网络应用的效率。但是不得不说，算法不仅存在加剧用户使用网络时长的风险，甚至会让用户陷入互联网和数据编制的巨大网络中，更加难以全身而退。互联网的基本思维是“连接一切”，算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庞大数据系统，追求更精准的价值关系联结，其出发点的核心是人，这也是智能算法能够为网络文艺发展带来崭新路径与动力的根本原因。然而，技术时代的用户，更需要具备及时从技术发展便利与前景的乐观情绪中抽离的素质，善于与技术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有清醒而冷静的思考。

（摘编自赵丽瑾《读者变为用户，别掉进算法的“陷阱”》）

材料二：

“用户”，意指计算机或互联网的使用者。在分析网络文艺的语境中，他是利用网络参与文艺实践的人，既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是受众。这一概念移入文艺批评或始于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对于20世纪80年代起“超文本文学”“互动性数字文学”实践的分析。在这些网络文艺的前身中，作品的最终形成同时依赖于设计者自上而下的指令设计与“用户”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用户”取代了作者与读者。

互联网资本的增殖需要流量持续增长，需要更多“用户”涌入网络，同时需要维持足够的“用户”黏度。因而网络文艺生产的流量化、资本化，或是使得网络文艺的“创作——接受”关系趋于固定，即形成一个更加稀缺、稳定、高质量的创作者群体，以此吸引受众；或是进一步抽空文艺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使之变得更为短促和同质化，简单复制，挑动受众感官，旋即湮没于信息汪洋，人们总能从中瞥到基本千篇一律的情况，味同嚼蜡，但多少伴有一点刺激的东西。

这两种途径并不对立。事实上，商业成熟的网络平台往往兼具上述两者：头部“用户”，也就是“网红”“顶流”，是具有突出才能与特色风格的创作者；非头部“用户”包括数量庞大的创作者，作品缺乏吸引力，或是跟风逐流蹭热度的简单粗糙的仿制，或是漫不经心的偶尔创作。总的来说，他们的趣味都被平台算法精准定位。

在实际的网络文艺生产中，“用户”面对的不是为实现精英化的审美活动而设的互动性文本，而是资本主导的平台、旨在引流变现的算法。当我们以此谈论网络文艺的“用户”概念时，“用户”被高度去主体化。能够持续带动流量增长与资本增值的“用户”就是好“用户”。在审美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用户”陷入尴尬的境地。

因此，彰显网络文艺“用户”的新内涵，需要诉诸审美与市场之外的空间。好的网络文艺“用户”，需要向内用力，涵养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和媒介素养，同时也要有外部的强大支持，拥有清朗、健康的互联网生态，也即国家文化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为“用户”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其目的是构建网络空间的共同体。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与价值理念的引导，实现“内外兼修”，使得互联网资本与“用户”之间的不平衡力量得到有效调节，“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对待网络文艺，并从中获得审美体验与共同体经验，营造共同的网络文艺家园。

（摘编自王曦《内外兼修，营造共同的网络文艺家园——也谈网络文艺的“用户”问题》）

材料一：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宫廷画家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作在设色上以青绿为主色调，在施色时注重手法的变化，色彩张弛有度，或浑厚，或轻盈，使画面层次分明，色如宝石光彩照人，画中的内容让人观后赞叹，不失雄阔之境界与恢宏之气势。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由演员饰演的展卷人（文物工作者）对《千里江山图》潜心钻研后“走”入了画家希孟的内心世界，目睹希孟绘制画作，让观众追随展卷人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意趣之中。舞台被巧妙设计成多层同心圆，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卷的“展卷”过程。圆环相扣，亦是时空相交。当卷轴在舞台上被缓缓打开，左手拉开了“过去”的时间线，右手推动着未来的新图景，那转动不息的舞台仿若镌刻民族记忆的年轮，引领观者踏入时光的循环里。另外，“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型，是揭示中国艺术生命秘密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剧中，除了舞台上的圆装置，还有视频画面中贯穿全场的明月是圆的，织卷人手中的竹盘是圆的，制墨人的石磨是圆的……这些偶然，都让剧中“圆”的寓意愈发朦胧而神秘，也越发自然。在舞台装置的启动下，让人有一种“看一次‘青绿’，启一日中国情”的观后直感，这种精神内涵的承载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远远大于剧作故事本身，让我们牢牢记住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及以和谐为美的社会伦理思想。

我们不难发现，《只此青绿》中的展卷人和希孟的内心是息息相通的。例如在接近尾声部分，饰演画家的演员拿着一幅又一幅的画朝着舞台的后方做“呈上”的动作，这种动作的重复，让观众进入到了希孟的内心世界，似乎与展卷人一样，读懂了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展卷人在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物，同时通过对画作的研究，进入到了希孟的“世界”。这些都是他对画作进行研究后所产生的“想象”，他的内心深处是想去“探寻”，等到他认为的探寻结束后，他也就与希孟“心灵相通”了。希孟的心愿是“此画，与天地众人共绘，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而展卷人的心愿则是“我知道终有一天，这幅画也会同与它相遇过的人们一样，随时光远去。但，有我辈守护一日，这一天便将晚来一日”。

正是因为有了展卷人的介入，才能让观众心中《千里江山图》的绘制成功得以成立。展卷人能够在希孟的喜乐中感受到自身的喜乐，在希孟的无助中感受到自身的无奈，甚至想要冲破时空，回到那个时代，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希孟，帮助他完成这幅画，帮助他解开命运的枷锁，不再被当时的社会所束缚。也正是因为有了展卷人的反复介入，才能让观众清晰地明白：这其实是展卷人的世界。他的“平行时空”里住着希孟，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精神境界，也是一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哲学境界，更是一个“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的人生哲理。特别是在剧目的尾声部分，主人公希孟和展卷人隔空对望的瞬间，这一瞬间碰到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人明白将个人生命的体会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并寄托在创作中，把作品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后，此时的人性和情感才是艺术创作中最永恒的精神表达。

（摘编自《新时代，新气息，新气象——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观后》陈伟科）

材料二：

《只此青绿》是以展卷人的视角，将观众带入到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当中的。那么进入到画面当中，每一项工艺都与展卷人这一角色产生了联系与互动。在织绢这一舞段当中，群舞画面整齐唯美，不失舞蹈本体所产生的美感。但是为了交代清楚展卷人究竟在干什么，画面中展卷人不断地穿梭跳跃，不免有些破坏画面的美感，使观众在观看角度上有些不知所措。既赞叹画面中的养蚕、制丝、织绢的女子美感中带有质朴，同时又被这种旋转跳跃打断心绪。同时展卷人这一角色的笔墨本身就应相对淡化，可见两位导演对这一角色的理解尚且不够深刻。站在观众的角度，在大幕拉开、卷轴转开的一刻，观众理应进入展卷入画这沉浸式角色当中。对每一项工艺的研究，对希孟的惜才心疼之情，应该是希孟对观众的直接传递，为何要再经他人之情，成为一种间接情感？展卷人这一角色的存在，不禁让人想到布莱希特的表演方法——“离间方法”，有些许荒诞，使得演员与角色之间有距离，角色与观众之间有距离，无法完全地投入到对舞蹈本身的意象的体味当中去。因此这一角色的可舞性也不可想象，剧中人为何而舞，泪水为何而流。剧情的每次转折让观众感受展卷人这一角色的内心潜台词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我该跳舞了吗？”其次，在对待希孟的感情当中，浓烈情感的来源究竟为何？是对他画出这副旷世名作的艰辛产生的体谅之情？若无现代化字幕这一媒介交代展卷人这一角色的话，是否会让观众觉得希孟作画并非无名无款，而是无父无母的一出悲剧。因此思考将展卷人这一视角交给观众，将所有的游玩山水之乐，体会人间心酸之苦，交给沉浸在入画的观众手中，或许是保留这一无限意蕴更好的方式。

（豆瓣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