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是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战略引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创新工具。成都市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积极构建全市统一的政务云平台和“城市大脑”，建成了全天候、全时段在线监测、分析预测、应急指挥的智能城市运行体系，利用大数据收集、研判、解读社情。要求政府依法依规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社会诉求“一键回应”、申请服务“一键查询”。成都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探索出一条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6 . 超大城市治理的北京探索。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城市成为治理的主要场景，超大城市治理尤其受到关注。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正在形成一种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径。“一条热线听诉求”“一张单子管到底”——市民有什么问题，只需一个电话，很快就会有人主动联系，限时回复。“接诉即办”改革之初，北京市的诉求解决率不到50%，从2020年开始，解决率已经稳步提升到80%以上。与此同时，满意率也从2019年的60%左右上升到近90%。

近年来，广东在基层治理方面的探索实践可圈可点。

建构“网格化”治理模式，探索基层共治路径。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行政权力下沉的方式，充分连接政权力量和社会个体力量，在信息沟通、资源整合以及民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广东按照一个网格300—500户1000人左右的标准，已在全省25932个村（社区）划分140005个网格，配备了177384名专兼职网格员，在镇街综合治理中心的统筹下，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该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测核酸、送物资、传诉求……内防输入、外防输出，成为了一道有力的屏障。作为互联网大省，广东注重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广泛应用到基层治理中，通过“互联网+网格化”，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同时为城乡居民提供及时、精准的便民服务。

此外，广东积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约有8000名律师走进基层，已为村（社区）“两委”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超过267万人次，帮助村（居）民纠纷化解，保障权益，树立法治信仰。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

材料一   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能持续转换、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的有效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祝贺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时指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制造业为例,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新装备、新技术在以长三角、珠三角等为主的中国制造业核心区域的应用明显加快。据统计,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9.2万亿元,在GDP中的占比已从2008年的15.22%增长到2020年38.6%,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GDP的名义增长率。

材料二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与之匹配的制度和政策法规、决策与监督,需要多主体参与、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利用数字化手段全面提升“管”“治”能力,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某市探索城市治理智慧化:创立数字城市基础应用平台、各区管理部门“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平台、网格化综合指挥平台等,汇聚“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数据,基于基层综合网格力量,打通政务热线和城市管理等平台,建立了智能感知的指挥调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