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商周开始，中国的城市主义就与国家的演进联系在一起。其城市的建设服务于国家的管理，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行天道”的原则。唐宋时期，中国的城市主义正在汲取新的营养，有了新的内容。唐代通过放宽对商业的限制，促进了商业性的大都市日益繁荣，如扬州、益州；宋朝鼓励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国际性商业大都市的发展，如广州、漳州、泉州……然而到了1600年左右，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摘编自《全球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从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美国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美国社会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纽约、芝加哥等在20世纪初人口已超过百万，1910年一个委员会对纽约及其他城市情况作过调查，所有的房间中，三分之一的住着两个人，其余三分之二则住有3人以上；费城和圣路易斯其排水系统总长度仅相当于这两个城市街道总长度的一半多一点。而新奥尔良和莫比尔等城市依旧大部分靠露天排水沟排泄污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据有关资料，从1880年到1890年，全国犯罪率上升了80%，大部分案件都发生在城市。

——摘编自《美国城市化进程探析》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受政府支配，城市的功能结构偏重于工业，呈现出工业型城市化。政府是城市化的主体，能通过各种措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转移，同时可使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积累城市化、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建设资金。尤其是在前3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由9.05%上升到13.68%，平均年增长率为0.15%，而同期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2%上升到40%，年增长率达0.4%。

——摘编自《新中国城市化建设初探》

材料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的生产方法和工作关系……更快的生产速度，更长的劳动时间，有限和封闭的空间，为日益增加的劳动大军带来了新的疾病。工人劳动状况持续恶劣，职业病及传染病流行。19世纪后期大规模的采矿、冶炼、煤化学工业的生产等导致工人出现了急性苯胺染料中毒、煤焦油引起癌等问题。从20世纪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多种急、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

19世纪起，职业性危害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开始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职业性病伤的防治。英国改革家和医生计算、度量和证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英国工人生命的影响，承认折磨着工业人口的职业病具有广泛性。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工人健康的恶化证实了工业资本主义造成了难以接受的社会代价。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工人也广泛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促使一些国家建立职业安全卫生以及劳动保险的法规，开展防治职业病机与研究。各国政府通过实行有限的社会和健康保险计划对工业化的影响作出反应，旨在解决由于工作相关的残废、疾病或死亡而造成的新式依赖。进入20世纪，德国和英国立法规定，必须为死亡老家庭提供基金以及为残废和患病工人提供照顾。美国各州开始通过工人赔偿法。在二战前的几十年里，政治家劳工、经理、保险公司代表、医生和律师都提出了国家新工业的工作场所的职责和危险问题，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囊括了从责任的认定到资助受害雇员等一系列问题。

——摘编自【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著《20世纪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