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德意志帝国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霍乱、肺结核等疾病滋生，城市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19世纪末，德国开展了卫生改革，改革涉及环境、住房、学校等多个方面。除国家层面外，市政当局、建房互助协会、公司、医生以及居民等广泛参与，政府出资为部分工人修建住房，各邦颁布了相关住房立法，市政当局开展了大规模城市供水建设活动。1883年，帝国国会相继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帝国疫苗法》《食品法》，极大保障了居民的身体健康。1860年至1914年，德国各大学医学院至少创办了173个研究所，其中许多研究所是专为研究城市流行病而建立的，例如肺病研究所。面对婴儿死亡率高的问题，德国发起了婴儿保健和学生保健运动，制定了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以及牙科保健服务等。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一社会史》

材料二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长期战斗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前线，在战乱的农村环境中，伤寒、痢疾、鼠疫等传染病严重威胁军民的健康和生命。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革命队伍坚持主动出击，预防为主，1937年开始，相继成立卫生科、边区卫生委员会和防疫委员会，并创办陕甘宁边区医院，1942年通过《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同时，边区组织大批医疗队下乡巡回，训练大批助产士与民间卫生工作人员，准备在区、乡建立医务所。边区卫生处先后印发“军民手册”“防疫须知”等手册传单，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卫生处还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1941年，光华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联合组建了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收到较好效果。

——摘编自朱鸿召《延安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

材料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和公众的城市遗产保护意识相对匮乏。改革开放后，随着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政府以国际社会为参照，分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城市遗产保护，并通过提升民众意识缓解阻力。日益壮大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不乏后发优势。我国积极将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从文物保护到城市、村镇保护到历史街区保护三级保护体制。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出台城市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文件几乎是将近过去50年的总和。伴随“入世”，我国密切了与国际社会的遗产保护合作，并凭借强大的行政执行力，将城市发展和遗产保护统一了起来。另外，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视，为丰富国际遗产舞台做出了中国贡献。

——摘编自毕玲玲《城市遗产保护：中西对比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促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关注城市遗产问题。以民促官，法国政府开始重视城市遗产保护。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现代建筑学会通过的《雅典宣言》影响下，法国的《历史建筑保护法》在实施时重视功能性城市规划，很多历史建筑被拆除。20世纪下半叶，法国积极参与城市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受国际环境运动和相关国际法的影响，出台了《罗儿法》等一系列法律文献，形成了重点城市历史建筑-历史建筑列级-历史保护区-历史建筑周边500米保护范围的保护模式。21世纪初，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中践行整体性保护以及利用城市遗产推进城市全面发展已成国际普遍共识。法国名城波尔多等城市因其丰富的城市遗产保护及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旅游者。

——摘编自陈静《法国波尔多整体城市遗产保护下的建筑设计策略》等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苏州常熟县的潢泾镇（即明代太仓的赵市）宋元时是大镇，明初因遭兵火“闾里为嘘”，但到明成化年间又恢复成市。进入清朝以后，在它的周围又涌现出一批小市镇。如镇西南七里有乾隆末年成市的归家庄，镇东南九里有乾隆中兴起的时思庵镇，镇西北十里有陆河镇，西北十二里有横塘市。

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英国西北部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年，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人口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