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1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这一概念。此后，“以党治国”概念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到1924年1月基本定型。在国民党“一大”上，他认为应把国民党改组为“一个有力量、有具体政纲的政党。”由此可见，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首先得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孙中山特别强调“主义治国”，即治国以主义为宗旨，“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在实践中，孙中山也“不是再掌护法问题来做工夫”，在革命运动的阶段上，已由辛亥之役，讨袁之役、护法之役而进入了国民革命运动阶段。

——摘编自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以党治国”论初探》

材料二   1948年4月，毛泽东认为欲夺取全国胜利，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于中央。9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后，东北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湖南和平解放后，成立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起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机构”。

——摘编自李格《略论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建立》

材料一   作为英国皇室私人领地的东印度公司，其官员任命通常只听命于皇家贵族的安排，公司中的职员大多是皇家贵族安插的人选。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这种任命权贵亲信的制度，显然无法支撑日益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管治。1806年，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当时几乎垄断印度经济），在伦敦附近设立了一所培养行政人员的学院，……是根据该公司驻广州人员推介的科举考试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官产生模式。东印度公司，又在印度实行了有限规模的行政人员选拔制度，当时都觉得行之有效。

——摘编自《上海教育杂志》

材料二   公务员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法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观念。这种观念上的更新反映在政府人事管理领域就是迫切要求改革传统的不合时宜的人事制度……从1984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加强干部人事立法，主要经历了调研准备、试点运行、推行实施、健全完善四个阶毁。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干部人事改革实践经脸的基础上，199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摘编自中国网《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10年历程》

材料一   宋太宗曾说：“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他在科举中设置明法科乘致变文人的知识结构，宋神宗时期进一步对已及第士人增设官试以选拔法律素养较高者。宋代司法独具特色的是“鞠谳分司”，即“审”与“判”两分，终审机构承唐制为大理寺、审刑院、脚史台，审判中分差官录问、法司检断制。在传统人证外，物证和书证普遍使用，凸显了浓厚的集体参与、集体负责的色彩。宋代主张慎刑，因此将财产继承、商事纠纷等与刑事加以区分处理，针对重大犯罪事件和普通且频发的地产纠纷、交易契约纠纷等划归不同的处理机构，后者仍遵循传统的“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的理念。

——摘编自张俊杰《人文主义理念下宋代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对旧司法人员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国家本质改变了，法律也改变了。”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对旧司法人员机械地搬弄诉讼程序，就案办案，不关心政治；主观臆断、坐堂问案；漠视群众利益等审判方式与作风加以批判，并提出了要搞清“什么是人民司法”这一本质任务。为彻底摆脱传统人治，不断推进司法的理性化运作，在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监察体系的改革中，着重关注司法公正与司法标准统一的构建，同时对个案权威与价值判断进行结合，做好“法与情“的兼顾。

——摘编自丁勤亮《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