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东汉建国以来，匈奴不断寇掠北境，汉军胜少败多，光武帝对匈奴施行防御战略。建国伊始，光武帝即拜苏竞为代郡太守抗击匈奴。建武七年，令杜茂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随后，光武帝对匈奴由防御转为消极退让。十三年，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居庸两关以东，而任匈奴左部转居塞内。十六年，卢芳降汉后，匈奴入寇更深。至二十、二十一年匈奴势力竟席卷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地，严重威胁东汉国防。光武遂又大力加强防御。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内迁后．物资短缺，然东汉政府只是接济以粮食和牛羊等物，并没有予以种籽、农具，以使其如汉人一样从事农业生产。这既避免了因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又维持了南匈奴的战斗力，南匈奴遂成为东汉政权护北的重要屏障。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来朝，献名物，再求和亲。光武于是对北匈奴“颇为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旨在以经济手段羁縻之，避免与其发生激烈的冲突。？光武帝以“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既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与安全。又大大减少了对外战争。东汉政府精兵简政，休养生息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摘编自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光武帝时民族政策的变化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分析光武帝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图2 秦朝形势图
图3 西汉形势图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长城，包含了春秋战国至明共12个中国历史时期的遗存，历经数代戍边军民艰苦营造、开荒屯田，屡经战乱破坏但仍被不断修葺、巩固、扩建。长城不是一条单纯的墙体，而是由一系列设施组成的防御工事。战国秦汉时期构成了烽燧、屯田、仓廪、邮驿交通和野战驻军五大体系。长城地处农耕与游牧的边缘交错地带，长城以南温暖的气候和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如同磁石一样吸引着游牧民族千方百计地进入这里。自战国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就有马市存在。明长城在长城沿线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在长城南北交通要道上建设了一批著名的马市和关城。近代以后，长城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在山海关、平型关等长城沿线英勇御敌，赋予长城更多的精神内涵。
——摘编自王绍东《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战国到西汉各时期长城的概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文化遗产——长城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毅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草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五《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设置民族机构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共同点。
(3)当代中国民族政策从确立到完善的标志性事件都有哪些（至少3点）。
材料一 从唐蒙出使夜郎到滇王举国来降期间，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七个“初郡”,奠定了西南夷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初郡”具有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并行的二元结构特点。如滇地属益州郡管辖，益州郡治就设在滇王所在的滇池，但滇王又被“赐滇王王印”,依然享有统领其民众的权力。“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二者皆无固定空间，随部族居民之迁徙而迁徙。郡县长官的作用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掌控和象征性赋税的征收上。当时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夜郎、邛都这些传统农耕区域以及部分郡县治所周边宜农的平坝区，而在昆明等“随畜迁徙”的游牧地区，农业经济还尚未发展或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除了军事、政治目的外，一直是在“抚有蛮夷”“以属有夏”的思维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局部范围内的渐进变化。
——摘编自尹建东《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
材料二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此外，清廷在被迫参与中法划界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主权”等意识开始逐步内化。清廷在西南边疆地区所实施的各项经营措施，使国家对该地区管理和控制逐渐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识。同时，中法战争的爆发对滇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自身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危机作为一种外部推力促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自觉地向国家靠拢。
——摘编自郑维宽《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西汉时期对西南夷的经营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西汉时期相比，中法战争后西南边疆治理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