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代实行以察举、征辟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中后期强调“文治”,高级官员往往也是儒学名家,拥有成百上千的“门生”。某人一旦成为某位官员的下属,便终生为其“故吏”。一些家族有人长期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影响人才选拔的重要因素。官员们互相请托,推荐亲属故旧,所推荐的人才“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以便控制朝廷与地方政治。世家大族干预人才选拔,一些地方的人才选拔甚至是被数个家族长期把持。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中后期人才选拔的弊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人才选拔弊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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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大商人、大地主兼并土地,占有奴婢,社会矛盾加剧,“改制”呼声高涨。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的王莽代汉创立“新”朝,以《周礼》为依据进行改革。“新”政权建立前后七八年间,推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铸错刀、契刀、大钱,与五铢钱并行。三种新铸钱币的含铜量与五铢钱差别不大,但兑换价分别为一比五千、一比五百、一比五十。公元9年,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另铸造小钱,与大钱并行。公元10年,推行总名为“宝货”的钱币,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质地、形制各不相同的六大类,共计28个品种,相互间兑换标准复杂。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重二十五铢的“货布”与重五铢的“货泉”。“每一易钱,民用(因此)破业,而陷大刑”。币制改革与王莽的其他改革,均告失败。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莽改革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增强,纷纷起兵割据自立,社会动荡不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名许昌,以为都城,自任大将军、丞相,从而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汉献帝下诏给当时已据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的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这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第一个政治行动。随后,因献帝东迁,关中出现权力真空,数十名大小军阀各拥兵自保,曹操便任命侍中钟繇为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通过汉天子将关中暂时置于自己的号令之下。后来曹操与袁绍决战,双方谋士估量战局,无不将曹操奉天子有义战之名作为曹操政治上居于优势的重要砝码。
——摘编自《中国全史百卷本第031卷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材料二 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继承王位时只有18岁,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做一个立宪君主,教会她不凭感情用事,心平气和地与民选的首相共事,哪怕她从心底里厌恶这个首相。维多利亚女王变得成熟以后,尽量自我克制,尽管她不喜欢辉格党领袖罗素,也不喜欢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但是她仍旧尊重政府领导者的决策。
——摘编自《英国通史第十五章维多利亚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挟天子以令诸侯”出现的背景及其给曹操带来的益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献帝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中央权力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并分析二者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史,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遗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变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史可并合者,上大司捷,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载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史(临时职务的军史),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端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视。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那国收见四租三十税一,如(汉景青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更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悟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更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栽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栽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助旧无行能者,终不怪之”,“年老及堂成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史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光武帝“精兵简政”的背景及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汉光武帝,唐太宗精简官员做法的进步之处。
材料 在地方上,秦在郡一级设置监御史,上对中央负责,下监察郡中一切官员和百姓,也包括同级的郡守和郡尉。西汉初取消了监御史的设置,只是派丞相史不定期到地方监视。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实行了新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州(郡),各设刺史一名。刺史每年八月由京城出发,巡视所部郡国,然后在年终回到京城汇报。所谓六条问事,是中央规定刺史监察的内容。其中第一条 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都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如是否遵守国家制度,背公谋私,搜刮百姓;是否司法不公,残害百姓,失掉人心;是否任人唯亲,袒护坏人;是否放纵家属子弟仗势欺人,捞取好处;是否勾结地方豪强,收取贿赂,损害朝廷风纪等。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又设置了司隶校尉,负责监察朝中百官和京畿三郡及河内、河东、河南、弘农四郡。
——摘编自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下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秦至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演变过程,并指出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创新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秦汉监察制度。
材料一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一个突出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期,齐太史兄弟为记下崔杼弑君的罪恶,前赴后继,连续三人被杀,仍义无反顾,又一弟弟以无所畏惧的态度记下其罪责,终于使贼臣感到畏惧,不敢再侵犯史官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力。梁启超曾说:“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甚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起初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宋太祖某日俯首不言,内侍问之,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摘编自陈其泰《论古代史家的信史追求》等
材料二
时期 | 例证 |
秦汉:监察制度形成期 | 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州部刺史,专职监察,但也被派遣担任军事、出使、司法等具体使命。西汉末年,以御史中丞为台长的御史台建立 |
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巩固期 | 御史台脱离少府,完全独立。侍御史人数增加。可以监察太子王公,还可以“风闻言事”(根据传闻弹劾)。州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削弱 |
隋唐宋元:监察制度成熟期 | 监察组织健全,职能广泛,法规较完备,选任有制度。御史台实行台、殿、察三院制;有谏官组织;地方监察系统完备。台谏严重掣肘行政 |
明清:监察制度烂熟期 | 一台三院变为都察院一院制,但又形成道、科分工。职权高度膨胀,乃至监察思想学术。出现特务监察,明厂卫,清密折,鼓励告密 |
——据王晓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史官受重视的原因,并指出史官对监察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论题可大可小,可纵可横,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官僚政治运转正常时,官员“更新率”一般是较高的,经常有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的情况,从而对贵族化趋势构成抑制。但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在汉代还不是太遥远的记忆,官僚显贵世代传承权势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君主应予保障以换取其效忠,并为之提供了“任子”一类特权性起家途径。由此,“世家”、“官族”在一度中衰之后,便在新政权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缓慢积累。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官僚政治出现贵族化趋势的原因,并说明官僚贵族化的主要途径(制度)。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官僚贵族化对政治发展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