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最不幸时期”的中国，似乎一切问题的思考必须转换成“救亡图存”的命题才具有存在的理由。由民族救亡所引发出来的国家富强企盼，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思想家的思想走向。即便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文化问题，也必须与国家富强建立关系才会被接受。与此相应，在近代中国，西方文明也只有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有用工具才会被人们所认同，舍其此，它的存在与讨论就会毫无意义。

——据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改编

材料一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