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史料二   战国时代，随着各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郡县制已经逐步代替了古代的分封制。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又陆续在新占地区设置了不少郡县。但是，分封制作为一种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轻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全国统一后不久，丞相王绾等就建议秦始皇把诸子派到燕、齐、楚等地设置封国。秦始皇让群臣讨论。廷尉李斯认为，周文王和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同姓很多，但后来亲属疏远，便互相攻杀，如同仇敌，连周天子也无力制止。现在天下统一，设置郡县是大势所趋。诸子有功之臣，只宜赐给赋税和重赏，这样便于控制，是求得安宁的好办法，分封王侯很不利。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主张，决定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统一六国时，设置了三十六郡。随着秦朝疆域的继续扩大，后来增至四十余郡。

——摘编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

材料一     春秋时期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之称，古已有之，官者管也，是指国家职事人员；“同官为寮"，寮、僚相通，是指同署办事的官吏。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僚的形态是不相同的。在春秋以前，官僚位在贵族之下，类似于后世的管家和管事，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一般不参与国家政务。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以否定宗族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先后完成由宗族国家向封建专制国家的转变。官僚制度形成，它是和传统贵族世官制相对而言的新的政治制度，是指根据个人的能力、学识、才干提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

依照国家法令或国君的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封建官僚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材料二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材料一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摘编自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

——摘编自【唐】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一 西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材料   与商王朝相比，西周的统治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古人喜欢用“周公制礼作乐”来表述……其三，政治疆域和文化影响区域大大拓展，这与“分封制”的大规模推行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在牧野之战中周人战胜了曾经相当强大的商人，获得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为了能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迅速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推行了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摘编自李凤琴《西周分封制与西欧中世纪分封制之比较》

材料二   分封制在传承与联系制度上就已经决定了周天子的政权不稳，国家的动荡。面对众多力量强大且不受约束的诸侯，假使一家的实力真正成长到能够与天子抗衡，那么王朝的覆灭也就不远了。况且世袭制的延续性，就能够让一方诸侯持续地累积实力。而郡县制联系于任免制而非世袭制。郡守与县长官均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命，并且还设立监察使，行政、军事与司法三权分立，层层将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样，不仅减少了地方实力超越中央的可能，还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大大推进了中央集权的程度。

——摘编自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