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1年，刘少奇指出，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里“再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存在了”，“实行公私兼顾的方针”，既要“共同努力进行生产”，也要“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等法律法规，规定企业工会有“改善工人、职员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各种设施之责任”。通过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解放区）公营企业实行供给制的经验，参考借鉴苏联职工福利制度安排，由企业行政方面拨款（或投资）设立工人食堂、澡堂、理发室、托儿所、小学校、医院等生活福利设施：企业行政方面每月还须拨交工会组织全部职工实际工资（包括货币部分、实物部分与伙食补贴）总额的1.5%作为职工文化教育费，用于建立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福利设施。1949—1952年，国营企业职工福利事业经过三年的发展，“医院、诊疗所、休养所、托儿所已在相当普遍地设立起来。工人的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如俱乐部、工人剧场、电影院、职工夜校、职工子弟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也在逐步增长”。由此，国营企业行政方面与工会共同负责职工福利工作，同时接受上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工会组织的监督，国营企业以“包下来”为特征的福利制度框架初步成形。

——黄岑玥《20世纪50年代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制度的调整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