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 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材料一   里甲制创设于洪武十四年，其直接目的是征发赋役，同时，还肩负了倡行教化、维持治安等多方面的作用。明太祖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倡导乡里自治，禁止政府官员插手乡村事务，通过士绅、宗族和老人等精英群体实施乡村治理，期以礼义法禁劝诫百姓，伴教化政法并施。另外，朱元璋亲自起草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条令，还强调对乡里百姓的法律教育和宣传。城乡皆建申明、放善二亭，每月朔望于道路，所唱警众誓词，即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摘编自林乾《明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县自治列为训政时期的重要工作。此后政府制定了大量关于县自治的法规、制度等。根据1929年的《县组织法》规定，将县以下分为四级：区、乡（镇）、间、部，各级长官由各级公民选举产生。并计划1930年内依照县组织法完成县组织；1932年底以前调查户口、清丈土地完毕；1933年底各地完全建立自治机关；1934年底以前完成县自治。而河北省1934年才开始调查户口，其他省直到抗战爆发还不知省内人口几何。1935年，国民党承认推行县自治的失败。

——摘编自王兆刚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材料三   1958年之后，逐渐建立起以“政社合一”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还是基层军事组织，负责管理公社内的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一切公共事务。1982年宪法确立了“乡政村治”模式，改公社为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乡以下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实行村民自治。同时，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基层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社群组织等在乡村治理中都承担着一定的角色，由此，中国乡村社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1978—1988年）。

——摘编自吕云涛《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等

材料一   马赛曲最早是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义勇军高唱的一支革命军歌，1879年第三共和国众议院在共和派倡导下通过决议，将《马赛曲》定为国歌。1882年总理弗雷西讷概括了马赛曲对于第三共和国的意义：“马赛曲是祖国的颂歌”，它使人想起“我们父辈的英雄主义行为”，它是“力量的源泉，荣誉的象征”，在1880年至1914年的几十年间共和政府在军队和学校中教法国士兵和学生们唱马赛曲，一时间高昂、雄壮的马赛曲响彻法兰西大地。正如尤金·韦伯所说，“到了19世纪末这支曾属于一个政治派别的好战、革命的歌曲成为了法兰西之歌，它传播的不仅是歌词还有强有力的认同”。

——摘编自顾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对共和文化的塑造》

材料二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流亡到上海的东北青年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1935年伴随电影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全国大范围传唱。1938年，丰子恺写道：“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国歌、国徽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人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有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存在异议，建议歌词作修改。周恩来认为原歌词可以激励感情，毛泽东也表示“还是原有歌词好”。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不改歌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摘编自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材料一

材料二   “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中书省）为表里，……以省官（中书省官员）出领其事……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诸行省用及（超过）千定（锭），必咨都省”“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明）宋濂、王祎《元史》

材料三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即《邦联条例》经各州批准后正式生效。条例的主要内容：美国是由13个州组成的邦联制国家，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其他一切未明文授予合众国国会的权力。第九条特别规定：如果没有得到9个州的同意，合众国国会不得擅自行使从经济、金融、法律到军队建设等多方面的权力。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人民的经济状况并无明显的改善。相反，在1783～1786年，美国出现经济萎缩，纸币贬值，通货膨胀，捐税激增，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于是他们对现状非常不满，不断举行起义。在国外，美国不仅受到西欧国家的轻视，而且还受到敌视。鉴于此，经过汉密尔顿和其他宪法支持者的共同努力，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取代邦联条例。这部宪法不仅确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等宪法基本原则，还确立了联邦主义原则，从而使美国由“头脑听从四肢指挥”的邦联制发展到“四肢听从头脑指挥”的联邦制。

——摘编自周跃军《从邦联制到联邦制——评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

材料一   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这里，我想从5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国际关系演变的纵向脉络，以及世界与中国关系的互动与变化中谈谈自己的看法。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因此，当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至少可以从五百多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长镜头回看中，寻找导致或促成历史发展不断量变和质变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

     ——徐蓝《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二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观日益受到以平等成员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的推动，积极寻求“国际化”，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提供了国内政治前提。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国际格局的震荡，被中国当局和精英视为一次参与国际社会的良机。1917年正式参战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将战争视为中国结束其传统孤立主义政策，成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以相对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绝佳机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世界诸大国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此后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努力。特别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发展。

   ——根据伍斌《徐国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述评》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