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留日热潮的产生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

材料二   晚清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重要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留日学生组织了政治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1911年之前留学教育的最大成果来自留日浪潮，它直接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的著作《革命军》《猛回头》等为反清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黄兴、宋教仁等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此外，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鲁迅成为著名思想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蒋凯、徐铁英《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在清军入关前就建立了，但以立法治藏是到清入关后才逐步实现的。清政府针对西藏地方制定了六部单行法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酌定藏内善后章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三者分别代表了清政府在前中后三个时期对西藏地方政府、宗教、社会中的弊病做出的规定，较好地改善了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状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清朝民族宗教政策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宗教采取开放融合兼用的政策。只要不威胁到政权稳定，即不予干涉，表现出“包容天下”的豁达。但亦有其底线，那就是任何宗教都不能干预皇权，对宗教的世俗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沿着“众建之以分其势”的基本思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材料二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王朝对藏传佛教大喇嘛转世制度的一种改革，成为清王朝扶植黄教宗教政策之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一制度，清王朝不但更有效地加强了对黄教势力的控制和利用，达到了对西藏地方从宗教上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而且也使西藏地方的黄教首领更加倾心于中央政权，积极配合清朝地方官员忠实地贯彻执行清王朝在西藏地方的诸项统治政策。“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是清中央政府为实现华夏一统、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管理的要求所决定的，它是顺应时势的产物，有利于蒙藏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这一定制通行于清代，延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今天，至今在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认定问题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镡春鑫《清朝、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管理立法研究》

材料一       鉴于这种城市与城郊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估测雅典城邦的人口相比估测雅典城内的人口更具价值，也更实际。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例也表明，雅典城无法容纳、安置整个城邦的人口。当斯巴达人兵临城下，烧毁城郊的村庄、农田，居于城郊的雅典人退到城内，城市便显得拥挤不堪，瘟疫也接踵而至。事实上，也正如芒福德所评价的，雅典在城市规划和卫生设施方面相当落后，街道只能算是小巷，垃圾、粪便到处都是，定期处理的办法也只是将它们堆积在城郊，消毒基本靠阳光。从这一点来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那场大瘟疫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

——摘编自李月《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史观》

材料二       政府当局从来不管工厂设在哪里，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不会把应当远离人们居住地带的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专门隔离，也不会为了人们的健康而把这类工厂与附近居住地区隔开。唯独“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这样，在工业城市里，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三者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没有什么人对这样的环境进行尖锐的抨击，要知道，在那时期，如要提到噪声、震动、污物等就会被认为娇气。在19世纪，对城市各式各样的有害身心和环境的现象，上层人士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当萨德勒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医生谈到阳光对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重要性时，工业文明的辩护人安德鲁·尤尔傲慢地回答，工厂里的煤气灯足以代替阳光。

——摘编自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城市环境观念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