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出现的原因，并分析理学与传统儒学相比的进步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一 西方科学文化的舶来是明清之际时代性的重大变化，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中国士大夫热切研习探求舶来的各种学理，他们意识到传统科技停滞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第（仅仅）能言其法（技巧），不能言其义（逻辑）”，更新知识必须“缘数寻理”，才能“具存实义”发现规律。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与明清更替，天文、地理、人治之学等实学为士人所看重，产生了一批脱离空谈“心性”的新型士人与政治家，诞生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一大批科技成就。
——据陈橹《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世纪，启蒙时代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科学教育背景。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立说将科学理论介绍给公众，最著名的莫过于《大百科全书》……这一时期大学里的教授开始接受牛顿的理论，有的教授向学生展示科学原理，并向公众演示自己的发明。科学会和研究院大量建立，其中许多机构有出版图书和期刊的特许权。1738年伏尔泰出版了《牛顿的哲学原理基础》以向公众介绍牛顿的力学原理。这一时期，还有更多的向外行人讲解科学原理和知识的图书出版。
——据李大光《科学传播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时期中国相比近代西欧科技传播途径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并联系现实生活，提出一条与上述材料中不同的科技传播新途径，并简要说明其优点。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看待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
材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其在建构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积极将理学教育思想通过编纂教材或讲学贯彻到蒙学教育中。同时，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振衰起弊，开始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在此政策基调下，宋代蒙学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蒙学教育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不仅在宫廷和国子监设立“小学”，还规定“天下州县并置学……县亦置小学”。宋代蒙学兴盛另一个表现是种类众多但体系完备的童蒙教育教材体系开始形成，其在蒙学教材编纂中兼特教授初步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学目标，形成了涉及识字、伦理、历史、诗歌、名物和自然等知识的蒙学教材体系。
——摘编自《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一国野制与世卿制趋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陈子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
材料二 西汉开国之初，尚有不少武力功臣。可是一旦百废俱兴，尤其是建国十年、二十年之后，旧臣凋零，就需要大量补充吏员，察举、征辟之事应时而兴。察举征辟就是从民间访求有才有德而又未仕之人，由于征诸乡里，因有“乡举里选”之说。我称此之为“公选”。公选的名目很多，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科。
——张传玺《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公天下”因素》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作用有哪些？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百家争鸣”的政治经济背景。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西汉推行察举制的原因以及察举人才的依据。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二 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结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两宋时期的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宋政府设有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和“医学”，开设国家药局，建立校正医书局。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代医药的分类比过去更加完备，计有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眼科、产科、针灸等科。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提倡过西医。梁启超更是在1897年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大力倡言“西医强种”之说。于是，以西方医学作为手段以求保种强国来挽救危亡的观念，构成了维新派的医学维新的思想基础。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医学救国论”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医学救国思潮开始在中国兴起。
——摘编自聂春燕《简述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思潮》
材料三 建国初期，全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为贯彻“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最终达到“中医科学化”的目的，在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一批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进修班和函授班。中医进修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迄至1953年底，全国进修毕业的中医学员共2万余人。
——摘编自毕小丽《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医药学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医学救国思潮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进修开展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材料二 赵宋王朝依靠文人，大兴科举，平民士人因此而崛起，具有了强烈的自觉意识，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宋代自开国创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积弊很深，政治气氛越来越消极。同时统治者借佛、老思想粉饰太平，以佛、老那种清静、无为来为他们的因循守旧作辩护。这种不思进取、无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事实，促使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同时发出了辟佛、老和改革政治的呼声。唐末五代是人欲炽盛、天理不存的时代，士人无耻，学风不正，有识之士多认为惟有重振儒学才能磨砺士气，重建道德。因此，复兴儒学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唯一途径。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时期不被重视的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