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1960年到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趋列车。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苏联“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点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左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论战和对抗，尽管苏联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仍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依据类似原则，中国也保持和发展了与东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摘编自秦亚青《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思想和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见下表。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战争与当代国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