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百姓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严峻的局势催生了国货运动，国民政府工商部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官办的《广播周报》专门开辟了无线电问答节目，围绕国货访谈展开讨论。此外，民国时期的报馆、杂志社与出版社等亦聚焦于国货运动，登载了各种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章、评论、条例与统计报告等。在提倡国货运动的声浪中，多数城市富裕家庭衣食住行的必备品至少部分由洋货变为国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关状况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买卖遍全球》

材料一   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崛起，隔断了中原王朝西北方向的陆路贸易通道，于是东南方向的海路就成了后来的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的经济观念，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南方耕地面积扩大，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且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恰逢此时活跃的阿拉伯商人将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积极地向东方开辟商路，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人出入我国沿海口岸。宋代政府也积极鼓励外商来华贸易，还对市舶官员招徕蕃商的行为予以奖励。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中国茶叶贸易不断衰退。1889年．福州本埠茶叶贸易的衰落影响着各个阶层官方抱怨厘金或内地茶税减少，当地则失业人数增多，这些成为可能发生骚乱的根源。随着茶叶出口不断衰落，福建省的茶厘、茶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在茶叶主要外销区域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茶叶外销衰落后，业茶无利，人们为谋生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他们将茶园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甚至种上了鸦片，或将茶园改作墓地以牟利。这种状况从茶叶外销著名省区福建、广东可见一斑。

——摘编自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

材料三   发达国家对农业发展的过度支持和保护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过剩又必然使农产品价格下降甚至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被低价倾销。在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本框架内，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必然向减少政府保护和开放市场方面调整。发展中国家则会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削减产品出口税，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适度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扩大出口的机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其农产品生产和整个农业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和增加生产资料进口，反过来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消费与生产合理化。

——摘编自娄源功《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世界农业的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的贵族们争相为女王的宫廷消费分担支出，而且还进行奢侈消费的竞赛，以博取家族的名誉和社会地位。18世纪，奢侈消费竞争的主体变成了个人，目的也变为谋取个人荣誉和社会影响力，动力则主要在于文化与市场，其表现形式就是对时尚的追逐和竞争。贵族和市场是时尚的制造者，大众则追随其中，时尚的大众参与，使英国进入商品的大批量需求时期。到了19世纪，贵族的消费模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成为包括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诸社会阶层所追求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虽盛行“夸示性”消费，但普通劳动者遵奉的仍是勤奋、节俭的消费观。

——摘编自《从勤俭节约到消费至上：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唯物史观解读》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颁布了《大清通礼》，要求品官士民“人人循礼而行”，但自明中叶以来就出现的奢靡之风却在清朝前期延续。清前期奢靡之风首先体现在服饰的变化上，以前只有士人才能穿的裘皮衣服，“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饮食方面，士庶之家请客吃饭，“一筵所需几费中人之产”。丧葬嫁娶方面，富贵之家极力讲求排场，一般百姓也竭力效尤，甚至“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清政府多次下诏禁止奢靡，但由于吏治日益败坏，八旗子弟腐化，奢风不但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乾隆十三年，刘大櫆认为国家休养生息近百年，而民生日贫，“风俗日奢”是重要原因。

——摘编自宋传银《论清前期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元祐二年（1087）十月，泉州港正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出于生存的需要，南宋统治者放宽了对工商业的控制，鼓励发展工商业，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顶点。由于经济的兴起，城市化进程也有所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有宋一代，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丰富，航海技术也相较以前有所提高，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发展到新的高度。由于南北陆路和东西陆路的交通断绝，南宋的大致方针是向北防御，向南发展。因此，面向东南海陆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而作为海上对外交往中心枢纽的泉州也应时兴起。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二   至道光四年（1824），“高家堰大堤溃决，冲毁运道，运河水量激减”。清江浦南北一带“运河底高已达一丈数尺，两淮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至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道光五年，黄河再次发生大水……运道淤塞严重，漕船纷纷搁浅于泥淖之中。然而，漕运维系着京师的粮饷供给，道光帝也不得不发布上谕，议行海运。其实，此时实行海运已完全具备相应的条件。一是较元明时期，人们对海道的熟悉程度大大提高，对于海洋航行知识了解的也更多；二是交通工具的改进也使得海运的风险大为降低。……道光帝由于得到了琦善等封疆大吏的支持，遂决定实行海运，批准了他们的奏请。

——《清江浦兴衰研究》

材料三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材料   对民众作息时间的规定，始终出现在唐宋元明清1000多年的法律文书上，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而最不被官方所容的是“传习妖教，夜聚晓散”。明清时期，夜行之禁的法规更细，更要求乡里组织派人宣讲并在夜间巡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观念第一是来自经典的说法，第二又是写进法律的规定，第三也符合古代民众自然劳作的需要。所以生活时间的反常就是伦理秩序的颠倒，成为被普遍认同的常识。……宋朝以后，尤其是到明清时代，商业城市中不分昼夜的生活节奏，给传统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这种颠倒的都市生活习惯，日益瓦解着各种官方的规矩，“夜禁”的法规常常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葛兆光《在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

材料一 宋朝士大夫认为“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因此宗族多立家训族规来训诫子弟。农桑需治，“居肆成事”“贸迁有无”亦能治生；日常生活要精打细算，“俭则足用，奢则用不给”等增加家庭财富的内容有更多呈现，但宗族子孙绝不可从事贩米加水、卖漆和油之事。在宗族内部，家庭成员间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橙子辅导认为如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一时被模仿成风。以齐家为基础，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宋代家训开宗明义的鲜明立场。

——摘编自公众号山城学术圈《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材料二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橙子辅导认为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橙子辅导认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他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