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

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二   唐朝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番禺（广州）为起点。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

——摘编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一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今天广东出发，可达东南亚和南亚。汉在今广东徐闻县设置左右侯官管理。汉武帝时有外国使者来进献，武帝派译长带上黄金和丝绸出海，到这些国家交换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两宋时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过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唐朝的对外开放繁荣，除中外使节的往返，还有商旅流动、僧侣请益、留学生互派等形式。唐廷不仅采取了诸如任其往来贸易、开放官学等种种优惠措施，将大批商人、学者等吸引进来，还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使他们的才智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外商的介入使唐代的从商人数、从商规模、市场规模均在悄然增长，从而培育起较为发达的市场系统。为了便于商品外销，手工业者专门制作具有外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唐太宗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的宗旨是“德泽布”，即“天下和为一家”“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周尚兵《唐代对外开放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材料一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侵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的商业》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开始，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明代程春宇的《士商类要》、李德晋的《客商一览醒迷》，到清中期吴中孚的《商贾便览》，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及至清末杨树棠抄本《杂货便览》等等，为数众多的商书，所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的基本知识，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有的还是商人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自己动手而编纂。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书及研究情况介绍》

史料一　从8世纪帝国的鼎盛时期至13世纪整个中国最终为蒙古人征服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史表明国家的军事力量逐步衰落,但这仍是制度和文化有重要发展的时期。隐藏在这一发展后面的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者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摘编自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

史料二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其总体水平最高时不仅远迈汉唐,而且为后来的元明两代所不及,大有一花独秀之势。……因而出现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形势,但这种自由终究是有限度的,所以又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

——摘编自田昌五、漆侠总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

史料三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江南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的重要表现是江南市镇的普遍兴起。……在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也开始了依次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型。

——摘编自安涛《从中心到边缘：明清以来朱泾镇经济社会转型》

材料   唐代盐专卖法推行后,对盐政实行盐铁、度支二使分掌制,即由盐铁转运使和度支使分东、西两大区掌管盐政的管理体制。盐铁转运、度支二使的使职并非只管盐政,但由于盐专卖在唐后期的财政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盐政管理成为二使最重要的管理内容。盐铁使与度支使是并行的,二者不相统属,地位平等。大体上以潼关至峡州一线为界,以东属盐铁使管核,以西属度支使管理,海盐属东区,池盐属西区，井盐则分属东、西二区。盐铁、度支二使各自拥有一套下属机构,以便对各自辖区盐政事务进行管理。盐务的复杂逐渐形成了分别隶属于二使的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它们代表盐铁使或度支使在各自辖区行使盐务管理的职能，因此称之为派出机构。

——摘编 自刘丹《唐代盐政改革探析》

材料   《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碑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也；尊农夫，农夫已贫贱也。”汉武帝将天下盐铁收归官营，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西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和大运河的开通，密切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起来。宋元时期古代商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坊市不分，“交子”出现，海外贸易发展迅速。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材料二   明朝，朝廷通过海禁与朝贡制度相配合，形成非入贡没有贸易的局面。同时朝廷下令改造民间船只，“近海违式船只，皆令拆卸，以五六尺为度，官位印照，听其生理”“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在海禁政策下，一些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人，组成了武装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海商集团“雄踞海上”“独有南海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清朝开海后，华商、华侨深入东南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华人贸易网络。道光二年（1822年），晋商销售到俄国的茶叶贸易额达到万两白银。自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43%~57%都流向了中国。随着西方国家在亚洲贸易圈中角逐与建立统治区，原有的亚洲贸易格局已经被打破，许多东南亚国家被纳入西欧国家控制之下。1741年到1780年，平均每年从中国到达巴达维亚（雅加达）的中国商船数量已从原来的17.7只下降为5.1只。到1889年，在英国市场上华茶数量仅占印度与锡兰（斯里兰卡）茶总和的60%。之后华茶出口持续下降，到1893年，华茶在英国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在茶叶贸易衰落之后，徽商再也没有资金来源以支持大规模的长途贩运，其他如典当、木、丝、米等也就相继衰落了，徽州商帮的影响越来越小。

——摘编自骆昭东《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明清对外贸易政策的成败》

材料一   唐代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西北商业经济区，以洛阳、汴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区。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城内有市、有坊，市、坊分开。由于国际贸易的发达，唐政府专门设置了"互市监"和"市舶司"，设各国商馆，接待各国商人。南方的扬州，是江南物产的集散地，成都是和扬州一样齐名的大都市。在唐代商业发展中，都市里出现了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坊，与柜坊同时出现的还有"飞钱"，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

——摘编自童贤彬《唐代商业发展特点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   到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坊市制开始突破，出现了坊市杂混的局面，商人只要纳税，可以随处开设铺店，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这些商业场所往往与居民区杂混交错。

——摘编自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

材料一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侵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工商业的发展》

材料二   

——（依据赵煦《英国早期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