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被人民推翻。孟子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论孔孟的儒家思想》

材料三   韩非子推崇法制，他认为，高度集中的王权是法律的来源，是君主权力的一部分，法律由王权统一颁布并由下属遵照执行。韩非子这种王在法上的法制实质上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人治，其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政体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在中央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君主个人。他们提出的愚民政策只要求愚弄百姓，用重赏重刑来驱迫民众。在专制之下，皇帝享有绝对权力，不受制约，再加上宗法制度下的约束机制和道德的崩溃，秦朝在统一中国后迅速毁灭。

——摘编自朱韬《法制之殇——读韩非子有感》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熟人）信任所构成的道德范畴。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准；诚信是人际交往的伦理基础，“熟人有信”，以诚信为本，才会事业有成；诚信是立国之本，是一种德政和德性的要求。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荀子说：“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中国传统诚信对人而不对事，具有人伦等级性；多重“义”轻“利”，是个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通过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来自我要求与克制，完全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与高度自律。诚信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立人、立业，立国之本，成为家国同构的“礼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以宗法家族关系为支柱的熟人社会的道德要求。

——摘编自涂永珍《中西方“诚信”文化的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材料二   西方传统文化对诚信的理解统一于西塞罗的定义，“诚”即个体的诚实品性，诚实是诚信的基础，它要求个体对事件信息作完全和真实的披露。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及其自己的财产而通过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为此要承担彼此承认他人之所有权的义务，这大量体现于罗马法中已建立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彼此的“诚信”适用于所有人，有利于保障个人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超越了道德范畴而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

——摘编自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罗马法到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