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的共同点并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和希腊先哲精神觉醒的表现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3)材料三、四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
(4)从史料类型（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官方正史、私人日记，或者一手材料、二手材料）角度评析材料三、四论点依据的价值。
材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摘编自季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4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3)依据材料，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4)从材料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广义的文化包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视角。守正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文化的发展，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要借鉴、吸收外邦文化，同时保持民族主体性、独立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既要慎重总结传统文化，又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摘编自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所示观点的整体或其中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史实正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时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凝聚和整合，便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由于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表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儒家人文精神的积极内涵
| 强烈的人本精神 | 孔子的人本关切不仅是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注重如何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孟子坚持国家管理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为念，修行仁德，实现仁政。 |
| 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 | 孔、孟虽都肯定心理、生理的快乐体验，但重心逐渐转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层面，追求乐道和“乐心”。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
| 中庸以及和合精神 |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高扬人的能动性，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关于人际、群际之和，孔子强调“和为贵”。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善人为邦”，“宽猛相济”以实现政通人和。对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擅动干戈；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
| 笃行精神 | 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为的考察，“君子不以言举人”，选拔人才不能只听言。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
——摘编自黄玮《论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观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谈不上）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摘编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解决危机方法的特点,并指出其体现的共同点。
（2）提炼材料二所陈述的核心观点,并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阐述。
材料一 孔子极为倡导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
材料二 王阳明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反对宋儒把知与行看作两事，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阳明学的学术大旨以注重自我，不受传统之藩篱为特色。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日知录》
（1）据材料一，指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应具备的品德。这样的道德观集中体现了孔子哪一思想主张？
（2）据材料二，概括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和阳明学说的特色。
（3）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倡导的道德观。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道德观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朱熹等思想家的共同价值观及其目的,并分析该共同价值观对中国产生的长远影响。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孔孟等古代中国思想家相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特点,并说明此特点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