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利己心”观点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相结合，提出“义利合”的观点，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同亚当·斯密一样，严复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受“自然之机”和“必至之势”，即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严复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力主自由贸易。严复倡导经济自由，主要体现在他于1902年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中。《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书中竭力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严复很推崇此书，认为英国的富强与其有着密切关系，“英国当政者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
——摘编自程艳《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材料二 搁置经济自由主义而谈社会主义，或者说谈论“欧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修正组合型”自由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40年代的中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
——摘编自余祖华《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并说明其观点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在传统伦理文化的义利观中，“义”，就是道德准则，是谋“利”的立足点和根本点。“利”，就是利益，既包含物质利益或功利，也包含其他方面的利益。它是人活动的目的，也就是举“义”的目的。义为理，利为欲，二者互为依存，对立而同一，这一对矛盾范畴作用于人的主体，就构成了人的思维方式，即形成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主张“贵义重利”，提倡和鼓励人们追求“义”的利益。二是在谋利的方式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取利于义”“见利忍义”，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已，确立了传统伦理文化最基本的价值法则。
——摘编自吴定求《论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材料二 在近代义利观演进中能较为完整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并提出独立见解的要数严复，他将义利观摆在其德育教授新法中的显要位置，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为这一古老的课题赋予了新的意义。严复依据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论证自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依据经济学知识来论证“独利必不利”的公例，进而提出了“义利合”、“两相为利”的思想。他认为，要获取功利，其行为必须以符合道义为前提，所谓“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义则无以谋利。
——摘编自孟祥亭《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并分析其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严复提出近代义利观的历史背景。
①洋务运动的破产②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提出③八国联军侵④三民主义成为社会思潮
| A．①② | B．①③ | C．③④ | D．②④ |
材料一 西人所言化学、光学、重学，盖由格物而至于尽物之性也。惟古之圣人皆以人道为重，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自尧舜三代以来，吾人皆奉圣人之教以为教，专致力于人道，而于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礼乐文章高出乎万国之上，而技巧则稍逊矣。
——摘编自【清】俞樾
材料二 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摘编自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指出二人对中西方学说的态度。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思想界对中西方学说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严复（1854年-1921年），1877年，严复作为首批清朝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当时，英国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先进的文化理念、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对严复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不能单单只学习技术。而应以更深刻的视角看待民族救亡问题。此后，严复废寝忘食地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思想学说，寻找西方列强富强的根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深深刺痛了严复，于是，他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意图唤醒沉睡的国人。1897年，严复空成了其译著《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浪潮。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为阐释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意义，而主要是出于民族救亡的目的，借助自然界的生存发展规律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摘编自王丽泽《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
材料二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该馆出版。尤其是《天演论》，至1927年共印行32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务印书馆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虽然当时还是清朝，但在这些教学作品中无一“忠”或“君”字，而是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这无疑促进了观念的极大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产”和保卫了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如蔡元培、叶圣陶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摘编自张守涛《那时的商务印书馆》
(1)据材料一，阐述严复救亡思想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该变化发生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留学生及出版机构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 人物 | 生活年代 | 言论 |
| 魏源 | 1794—1857 | 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 ——《海国图志》 |
| 严复 | 1854—1921 |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今之称西人者，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
| 李大钊 | 1889—1927 |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 ——《庶民的胜利》 |
(2)根据材料，联系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说明有识之士引领时代的原因。
| A．一战暴露西方文明弊端引发反思 | B．维新变法需借助传统文化 |
| C．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学统治地位 | D．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
材料一 在20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复。他早年被清政府派到英国学习，在那里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人文学科的书。回国以后。他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群学肆言》，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开始翻译这些著作的。此后他就非常出名，他的译本广泛流传。
——捕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二 欧洲刊印孔子的著作是在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作为首次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该译本一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经典大多先被翻译成拉丁文，但很快就被转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由于法国传教士在翻译、介绍、研究中国典籍方面不遗余力，法国成为后来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他们除了翻译中国经书。还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锋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都接触过中国文化并对之有或贬或褒的评价，换句话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孔子的思想成为当时欧洲思想界反对宗教文化的一个武器，从而使中国的儒家学说成为18世纪欧洲思想所吸收的外来成分之一。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翻译西方著作的原因，并分析其译本广泛流传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欧洲译介中国经典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康有为认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严复则认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在他看来，西洋的国家是国民的公产，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国民则是君主的奴仆。“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孙中山则认为“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1）阅读上述材料，概括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各自思想特点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出现的共同原因。
材料二 1900年以前，在翻译的西学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437部，占总数的75.3％，社会科学类80部，占13.9％。20世纪初，翻译的西学书籍自然科学类164部。占总数的19.6％，社会科学类327部，占60.9％。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打破了京师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专营局面。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掀起了转译日文书的浪潮。这一时期，所译书籍主要有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等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译书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三 虽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早已凝固而无需强化，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认同感恐怕更多是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潜藏在心中，远未达到“活跃而自觉”的程度。如果不出现大的内忧外患，大约也就会基本维持在潜存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仍是可以被“唤起”而转化为政治力量的。一旦有社会、政治的大变动，尤其是遇到外患时，“先知先觉”的民族主义者仍可诉诸大众的民族认同感。将其唤起并使之转化为政治力量。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3）概括材料三的主要观点。结合民国时期的有关史实，说明这一观点。
材料一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几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材料二 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固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严复《辟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黄宗羲的主要思想主张。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黄宗羲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严复和黄宗羲在对待君主制度上有何差异？并从思想来源的角度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时代背景，指出严复的维新思想在当时有何进步意义？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们应怎样树立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