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读不尽的，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第二，书多易使读者迷失方向。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常识不但是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节选自朱光潜《谈读书》）

材料一：

我国工业整体上问题依然存在，需要高度关注。一是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依靠进口，面临“卡脖子”风险。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二是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研发投入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时，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结构问题突出，偏重于短期性研发，对长期性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够。三是创新动力和能力仍然偏弱。受企业规模不足、研发投入不足、市场准入、研发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企业的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此外，虽然我国发明专利不少，但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技术。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9年10月31日 吕庆喆《依靠科技创新规避“卡脖子”风险》）

材料二：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的需求、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我们发展中国工业软件，不能照搬国外工业软件发展路径，不能“刻舟求剑”。首先，互联网创造出新的供求关系，将催生巨大的增量市场。在需求端，互联网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将大量中小企业对工业软件的“小、散、专”的需求汇集起来，以规模效应降低定制成本；在供给端，互联网能够同样低成本、高效率地找到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小、散、专”需求的工程师，以规模效应提高定制产出。其次，互联网提供了新的软件供给形式。与本地部署的传统大型软件相比，互联网软件的多层解耦和多层复用特性，一方面使得软件最终使用价格得以大幅降低，另一方面使得软件开发能够形成大规模社会化协同。互联网技术与工业的融合，给中国工业软件的发展提供了开辟新赛道的机会。

（摘编自《中国经贸导刊》2020年8月 屈凯峰《以工业互联网“新基建”为契机，突破工业软件“卡脖子”难题》）

材料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所有成就，无一不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一切真正的原创认识，都是冲破现有思想的桎梏而提出的。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下，看似“异端”的思想连想都不敢想，何来创新，因此思想自由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如果把技术壁垒称为“卡脖子”问题，影响创造的思想障碍就是所谓的“卡脑子”问题。基础研究最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创造新知识的基础科学研究，除极少数的学科外，其所需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并不大，而且它也并非最为关键。具体来说，在科学家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基础研究发展的要素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思想自由”是唯一最为重要的资源；（2）便利地获取相关信息的自由；（3）与国际、国内同行便捷地交流的自由。

（摘编自《社会与科学》2020年4月 杨玉良《“卡脖子”究竟“卡”在哪？》）

材料四：

（选自《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年1月汤志伟，李昱璇，张龙鹏《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补鞋能补出的幸福

李娟

我妈进城看到市场里补鞋子的生意怪好，也想干。于是跑到乌鲁木齐把补鞋的全套工具搬回了家，往那儿一放一整个冬天，没法启动——她嫌人家鞋子臭。

还是我叔叔厉害，他不怕臭。而且他才是真正的无师自通，在把我们全家人的每一双鞋子都钉上鞋掌后，就自认实践到位、功夫到家了，张罗张罗领了执照开了张。可怜的喀吾图老乡们不明真相，看他头发那么白，以为是老师傅，信任得不得了，纷纷把鞋子送来供他练习。看他煞有介事、叮叮当当地又敲又砸，一点儿都不敢怀疑。于是这么着混了一个多月，零花钱赚了几个不说，对补鞋，还真摸索出了那么一套经验来。于是我妈又踌躇满志准备再去一趟乌鲁木齐，再买一批皮渣，鞋跟、鞋底、鞋掌、麻线、拉链……要像模像样大干场。她想让我去提这趟货，我才不干呢！一个女孩，背上扛个破麻袋，左手拎一串鞋底子，脖子上还挂几卷麻线，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未免有些……反正我一开始就反对补鞋子，嫌丢人。

而我叔叔，最丢人的事莫过于别人把补好的鞋子又拿来返修。好在村子小，人情浓，就算干得不令人满意，大家也不好意思明说，照样付了钱谢了又谢，悄悄拿回家自己想法子修改。哪怕是连我叔叔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某些作品，也能被面不改色地穿走。

至于第二丢人的，则是手脚太慢。推开我家商店门一看，满房子都是拎着破鞋子的人，一个挨一个靠在柜台上等着补。聊天的聊天，打牌的打牌，碰杯的碰杯，奶孩子的奶孩子。

不急的话，大家都不急。但要急呀，赶巧都急到一块儿去了——这个急着要上班，光一只脚跳着蹦着不停地看表；那个急着赶车，一会儿出去探头看一眼，冲着司机高喊：“再等十分钟！”还有几个牧民老乡急着要六点之前进山回家，还有三个多小时的骑马路程，怕天黑了看不到路……情况混乱。这个嚷，那个喊，纷纷把自己的臭鞋子往叔叔鼻子前面凑。

看吧，房子里那是一片混乱。有人笑，有人叫，还有小孩撕心裂肺地哭。急着上班的那一位干脆把鞋扔在我们这儿不穿了，趿拉着我们家给顾客提供的拖鞋匆匆走了。而另一位也趿拉着我家拖鞋的人则又把拖鞋给穿坏了，嚷嚷着再给补一下拖鞋。正补着的那双鞋子的主人更是如临大敌，一刻不敢松懈地保护着我叔，唯恐在即将大功告成的关键时刻又沦遭刚才那双——眼看只差半分钟就补好了，结果又硬挨半个小时才拿到手的——鞋子的命运。

更多的人在见缝插针，我叔叔刚放下锥子去拿剪刀的那会儿工夫，啪地把鞋子递过要你“抽空”钉个钉子。等他再放下剪刀去拿锥子时，又被要求再给钉一个钉子。于是我叔就晕头转向地给这个钉一下，再给那个敲一敲。弄来弄去连自己原先正修着的那一双该修哪儿了都给忘记了，最后干脆是放到哪儿了都不知道了。鞋主人简直快吐血了，一边求爷爷告奶奶满房子翻找，一边跑出去看车，再大喊一声：“再等一等，最后十分钟！”

更多的人则铆足劲齐声大喊：“快点——快点——快点——”

我妈常说，这生意还是别做了，钱没赚几个，又臭又脏，又吵又闹，何苦来着？我叔说那么机器怎么办？买都买回来了，放在那儿干啥？我妈说：“给娟儿留着呗！有朝一日……”

其实我真的很乐意接受和保留这么一件礼物，将来有自己的家了，一定会把它显眼地放在我的房子正中央。让我时时想起曾经的生活——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梦想。我们整天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憧憬着，描述着。外婆想回家乡，想吃对面街上的肥肠粉。叔叔也想回老家，过熟悉而踏实的日子。我想有漂亮的衣服，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我妈心更野，想骑自行车周游全国，想在城市里买房子，想把房子像画报上那样装修，想老了以后养花养狗逛街，还想住每年都能去海滨疗养一次的那种敬老院……好半天才畅想完毕，满意地舒口气，扭过脸对正为补鞋子忙得鼻子眼睛都分不清楚的叔叔说：“好好努力吧！为了这个目标……”

补鞋子的确赚不了多大的钱，更何况是我叔叔这样的笨蛋在补。但那毕竟是在做有希望的事呀。我喜欢并依赖这样的生活，有希望的，能够总是发现乐趣的生活，在我自己的家里的生活——我想我永远不会失去这种希望和乐趣了。我妈说了嘛！补鞋子那一套家什谁也不给，就给娟儿留着。

（节选自李娟《我的阿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