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贲卦》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其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塑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礼乐是一个与文明、文化、政治制度产生广泛关联的概念，但在根本意义上，它却是一个美学问题。礼在个体层面涉及人行为的雅化，在社会层面涉及群体行为的仪式化，在礼器层面涉及器具审美，均具有美和艺术的意义；乐则是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形式，其审美属性自不待言。以此为背景，自西周以降，传统中国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定位贯穿了以美为核心的精神。据此理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人文之美作为礼乐的同义语，明显成为文野、夷夏之别的最重要标志，所谓“用夏变夷”则无非是将儒家崇尚的礼乐之美从中央之地向四方不断推展。

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敬，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了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了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有删改）

材料二：

“天下”观是中国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天下”，包括了古人所知的人类整体，代表着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即“天下一体”。如《尚书·立政篇》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诗经·小雅·北山》宣称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天下”的这种认识。早期的世界各民族普遍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由这种“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的理念，并由此产生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如“大一统”意识等，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商朝时期，“天下”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概念。商人将天下分为“四方”和“中央”两个部分，形成中国人“天下”观的基本要素。秦汉之后，夏、商、周三代松散的天下“共主”局面，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所取代，“天下”观逐渐贯彻到政治理念中。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统治秩序日臻完善。这其中，儒家“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提供着思想支持。

中国人称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为公”与“大同”。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很早就确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的重要基石。《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生活与秩序图景，无论是“天下为公”，还是“世界大同”，都反映了中国人历来主张“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当今的最新表达就是“中国梦”“世界梦”；古代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在当今的最新表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结晶。

——（摘编自王杰《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有删改）

材料一：

炒米和焦屑

汪曾祺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赏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炒米实在是很方便，其实，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有删改）

材料二：

汪曾棋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9日，略有改动）

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生三岁，其父徙家镇江。稍长，从其乡二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景定元年，登进士第。李庭芝镇淮南，闻其名，辟置幕中。秀夫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阁，宾主交欢，秀夫独敛焉无一语，或时宴集府中，坐尊俎间，矜庄终日，未尝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迁至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东，擢参议官。德佑元年，边事急，诸僚属多亡者，惟秀夫数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农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二王走温州，秀夫与苏刘义追从之，使人召陈宜中、张世杰等皆至，遂相与立益王于福州。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旋与议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张世杰让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还。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左右无不悲动者。属井澳风，王以惊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时世杰驻兵崖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卫王舟，而世杰、刘义各断维去，秀夫度不可脱，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选自《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有删改》

御街行·秋日怀旧

范仲淹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