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2分(10分制)，延续了近年来小幅稳定上升的趋势。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中，科技、经济、文化是海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三个领域。与2017年调查相比，海外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各领域的期待均有所提升。同时，海外受访者普遍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接近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65%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持续提升。

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仍是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中餐、中医药、武术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此外，海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形象的评价更为正面。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获关注，总体来看，六成左右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一带一路”的海外认知度不断提升，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印度、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和韩国，海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个人、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更认可。

（摘编自《“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出炉：中国整体形象保持稳定》）

材料二：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我们要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向世界多方面展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并不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巨大，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民众生活在困境之中。【甲】中国提出并实践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对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引领着全球发展。

当下，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对此，中国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乙】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人员支持、智力支持，建成了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2013年至2016年，我国对世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居世界第一位。[丙]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人也具有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丁】中国人爱好和平的历史基因，曾经遭受的苦难境遇和渴望发展的现实愿望，以及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都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能也不会走西方列强霸权主义的老路。目前，中国累计派出3.6万余人次维和人员，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彰显了我们维护国际和平的决心和能力。

（摘编自孙敬鑫《塑造新时代中国形象》）

材料三：

国家形象是通过大众传媒呈现的，其形式有作为传播主体的自我形象塑造和作为传播客体的他者形象塑造。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信坦诚地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则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今天翻阅这段历史，足以让人思量中国国家形象何以自塑与他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力度，取得重要成果，但在世界上有时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我们要把“道”融通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之中，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用外国人能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人认可认同并自觉践行，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同时，面对困境，我们要冷静、客观分析。古语云：“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国家形象的真实性容不得半点虚假，否则，最真实的部分也会让人觉得不真实。我们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讲述故事。

近些年来，在重大突发事件、重大国际关切和重大热点问题上，我国主流媒体主动发声，主动出击，快速发声，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第一时间传播事实，表达观点已成为常态。但也要看到，在目标国家的落地率仍然没有达到预期，外国公众依然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和认识中国。从这个实情出发，善于借助目标国家主流媒体推进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仍然是必要的。

（摘编自《国家形象何以自塑与他塑》）

材料一

冠状病毒为不分节段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正冠状病毒亚科。冠状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1937年首次从家禽体内分离，最早在人体内发现是在1965年。在电子显微镜下，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颗粒就像一顶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因此被命名为“冠状病毒”。

在自然界中，冠状病毒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必须依赖宿主细胞才能繁衍。冠状病毒的宿主丰富多样，除人类以外，还可感染猪、牛、猫、犬、貂、骆驼、蝙蝠、老鼠、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一些冠状病毒感染后可造成人畜共患病。

那冠状病毒是如何进入宿主细胞的呢?它们首先要附着在宿主细胞表面的受体分子上。冠状病毒粒子外包着囊膜，膜表面分别有刺突糖蛋白、小包膜糖蛋白和膜糖蛋白等3种蛋白。刺突糖蛋白，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皇冠”的突起，是冠状病毒感染性和致病性的关键。由刺突糖蛋白组成的刺突来识别和结合位于宿主细胞表面上的受体，就像“钥匙”和“门”的关系一样。一旦把宿主细胞的大门打开，细胞便对病毒毫无戒心。

目前，除2019新型冠状病毒外，已知的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共有6种，其中4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包括人冠状病毒229E、人冠状病毒OC43、人冠状病毒NL63和人冠状病毒HKU1。还有2种冠状病毒较为人们所熟知，分别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也就是我们简称的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它们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属于高致病性新发冠状病毒。

(摘编自张晗、胡彝《冠状病毒“这一家子”都是怎么回事》)

材料二

(记者颜欢、林芮等)在这次疫情抗击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中医药的作用体现在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在国家发布的诊疗方案中，中药方剂显示出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据介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纳入国家卫健委第三版诊疗方案，并在后面几版不断完善。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专门设置了中医治疗内容，针对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和恢复期列出了中医诊疗方案。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国抗疫实践受到世界关注。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指出，中国医护人员运用各种手段提高抗疫水平。“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量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非常有效。”

马来西亚《星报》网站发表题为《中医广泛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文章认为，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轻症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有所缓解，重症患者症状减轻、血氧饱和度明显提升，病情得到控制。在中西医综合施治下，中国治愈病例不断增加。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

材料三

科学技术是祛除疾病的重要法宝，也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利器。纵观人类漫长的抗疫史，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隔离办法，到研制灭活病毒疫苗的预防措施，科学技术在保护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无论是有效控制霍乱、鼠疫、流感等曾经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的传染病，还是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多种重大传染病，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功不可没。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不仅是历史上总结出来的防疫经验，也是此次疫情中及时采取的防疫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科技战线组成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分阶段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推荐到临床一线救治，可以说，在科研、临床、防控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下，一系列新成果、新办法得到检验推广，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注入了强大信心、提供了有力支撑。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科研攻关是必须拿下的“高地”。当前，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和宿主、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危害性致命性、诊疗方案、救治药物以及患者康复后是否存在后遗症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这意味着，在接下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科研攻关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多了，不是该松劲了，而是要加力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战力。用好科学技术这个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定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摘编自王平《科学技术，战胜疫情的关键利器》)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的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为人类馈赠了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是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做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