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各种艺术都同时是一种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的技巧。学一门艺术，就要学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学问和技巧。这种学习就是利用过去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工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费过半生的工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事例。中国诗人中最不像用过工夫的莫过于李太白，但是他集中模拟古人的作品极多，只略看看他的诗题就可以见出。杜工部说过：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他自己也说过：解道长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他对于过去诗人的关系可以想见了。

艺术家从模仿入手，正如小儿学语言，打网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一样，并没有什么玄妙，也并没有什么荒唐。不过这步功夫只是创造的始基。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和做到这步功夫就止步，都不足以言创造。

像格律一样，模仿也有流弊，但是这也不是模仿本身的罪过。从前学者有人提倡模仿，也有人唾骂模仿，往往都各有各的道理，其实并不冲突。顾亭林的《日知录》里有一条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模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是一段极有意味的话。但是他的结论是突如其来的，“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一句和上文所举的理由恰相反，他一方面见到模仿古人不足以为诗，一方面又见到不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诗。这不是一个矛盾么？这其实并不是矛盾。诗和其他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但是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

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分低，但亦绝不可少。青年作家往往忽略这一点。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起源于人的模仿天性和天赋的美感能力。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们既从模仿中获得知识，又从模仿的作品中获得快感。因此，文艺作为模仿，总体上是一种理性的创造行为，其中也包含着感性的愉悦。

文艺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人生。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文艺的模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在谈到悲剧时他又指出，悲剧的模仿对象是人的行动、遭遇、性格和思想。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人的生活确立为文艺的模仿对象。

模仿的文艺能够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普遍本质和必然规律。亚里士多德把诗与历史作了比较，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也就是说，与历史相比，诗对生活的描述更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之所以如此，在于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个别事情，而诗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对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如实的模仿，而在于它描写的事情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历史学家记述的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可能是偶然的、个别的，未必具有普遍必然性；而诗人所描述的事情，则是某一种人，可能或必然要做出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历史学家的记述中，两件前后发生的事情之间可能只有时间上的承续关系。但在诗人的描写中，前后相继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因果必然关系。因此，诗人所描写的事件，虽然也是特定人物的特定行动，也具有个别性，但其中却能见出普遍必然性。

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文艺需要虚构，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加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模仿对象主要有三种：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其中，他更加推崇第三种模仿对象。可见，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诗人不必受现实真实性的局限，他可以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只要他虚构的合情合理，能够体现出事物的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主张表明，文艺创作不应照搬现实，而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地提炼和加工。

总之，亚里士多德既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又认为文艺应当对现实生活进行虚构和加工，以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因而对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马工程《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论》）

延安交响

刘成章

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延安。

记得那年离别时，风吹着我的黑发。今天，当我再来时，头上已是白雪厚积。

虽然我老了，臃肿了，但延安应能认得我；而延安，却变得令我目眩神迷。

眼前是延安吗？当然是。信天游依旧，革命旧址依旧，宝塔山连同宝塔依旧，依旧的延河依旧哗哗啦啦地哼唱着奔流。此刻云彩此刻风，也有几分当年的感觉。可是，除了这些，延安变得我也认不出了！

枣园那几棵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大梨树，曾经给领袖们许多清凉，现在它们擎天矗立，蓊蓊郁郁，越长越茂盛了。实在想象不到它们居然可以长到那么高！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脸上闪烁着梨叶间撒下的光斑，灰布军装八角帽，手提小马扎，瞻仰，流连，围坐一圈讨论。既是重温滚烫的初心，也是寻找那绝美的伏笔。一队一队，摩肩接踵，出入于每一位领袖的窑院，立定天地精神。枣园四周的梁梁峁峁，沟沟岔岔，以至全延安的千山万岭，一改当年黄漠漠的干瘪的颜色，全都变绿了，水意溶溶。一丝丝轻灵的细雨，说来就来了，就像秦岭之南。雨中的枣园，燕子低掠翅带雨，宛若唐寅笔下的江南小景。千百年来，一直被老黄风频吹的延安，成了翠绿的延安、湿润的延安、水晶晶的延安、江南一样的延安。

包心菜似的，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紧抱着延安。古书上说：“三山鼎立，太和第一。”太和就是清凉山。清凉山最高。它山顶上的太和庙，被巨掌捧着，金碧辉煌。可是现在，你退回到凤凰山上看看吧，清凉山上那一握金光，猛扎扎落下来了，落了好几个层级。其实，清凉山一点儿也没有变矮，只是在它的后边，削平了33个山头，填埋了更多的沟壑。削平和填埋中，金属的悬崖隆起，隆起；玻璃的绝壁隆起，隆起；钢筋混凝土的山峦，隆起，隆起。延安新区，灿烂地隆起了。1平方公里的辽阔，2余万的人的喜和乐，陕北口音的歌腔笑韵，硬生生地被托起来了，举起来了，在半空里，在云中，在霞中，在鹰翅旁。

犹记得，古延安沟壑纵横，街市只在逼仄的夹缝中喘息。而现在，有一种力量，使亘古不变的延安街市，有如庄子笔下的大鹏，一冲上天，好一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景象！

也记得，延安城周边的千百条沟壑，年年月月冷清无人，纵有野花野草，也是道不尽的寂寞，自生自灭。现在，摩天楼丛掩去了沟壑，那楼丛开的花朵是一扇一扇的玻璃窗，和那窗里的三弦弹奏、小曲轻唱：“酒瓶瓶高来酒杯杯低。”那一丛一丛的马兰花，一丛一丛的野艾，则成了人们阳台上的摆设。

驾车在延安行走，总会碰到一座座大山，不由分说地挡住你的去路，你还来不及思索，车子已进入一条条隧道，满壁灯光，云霞明灭。延安自古挖窑而居，延安的黄土天生是挖窑的好材料。现在，人们把挖窑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杨家岭、大砭沟，还是黄蒿洼、万花山，处处都有隧道。延安周围的群山，都被隧道串起来了。唐朝诗人章碣的《对月》诗，好像是专门为今天的延安写的：“琼轮正辗丹霄去，银箭休催皓露凝。别有洞天三十六，水晶台殿冷层层。”今日之延安，真是别有洞天。汽车快如银箭，车轮碾着丹霄，满眼是水晶台殿般的隧道风光。

上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一首歌谣：“燕子回来找旧窝，找了一天没着落。”现在，我就像这只燕子，怎么也找不见我的旧窝了。一溜一溜的房舍，一块一块的牌匾，温馨而浪漫的小街，虽然还弥漫着当年的气息，但我扑上前去攫住的是一连串的迷失。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旧窝前用手机留了影。延水汤汤，在不远处流过，在我的心头流过。

此次回延安之前，我和97岁高龄的诗人贺敬之通过话。贺老说，他和我很近。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贺老和我，都对延安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欣喜地发现，许多前来瞻仰延安的人，都可以随口背出“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句诗最贴切地道出了时代的心声，不管把它放到哪段历史的诗词中，都会力压群芳，引人叫绝。

在《回延安》中，诗人还说：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此刻，面对母亲延安，我的感受完全不是这样了。“一盏盏电灯”“一排排绿树”，早已是过去的故事。而母亲延安，也绝不只是换了一件新衣。被锁在山沟里、千百年闭塞着的延安——风，通了；气，通了；经脉，通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语言，索性借用贺老写过的一句唱词来表达我的感触：

看眼前，是何人？

又面熟，又面生。

回看革命的来路，延安的秧歌一直扭到了北京城，我们的队伍一直载歌载舞。而今天的延安，在欢庆我们党的百年辉煌之际，阳光照透的林间，光线有如各种琴弦，其间还有笛子、唢呐、圆号、萨克斯，一场恢宏的交响乐，响彻云天。

朋友们最知我心，安排我住在离宝塔山最近的宾馆。每当暮色四合，宝塔山上的灯光哗啦一下全亮了，宝塔山红了，如火焰燃烧，也点燃了我的心。我想起，母亲告诉我，1937年春天，当我过满月的时候，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妈妈，给我做了一双老虎鞋；我想起，我骑在南关大礼堂外的短墙上玩耍，适逢来开会的毛泽东走过，他慈爱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我想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亲自为我号脉、看病；我想起，在清凉山上的新华广播电台，在那贴着白毡的小窑洞演播室里，我稚嫩的嗓音乘着电波飞遍全国……我这个出生在延安的孩子，是党呵护着长大的。

然而我深知，延安不是我一个人的。延安，是冼星海的延安，是石鲁的延安，是贺敬之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永恒的革命圣地。作为地地道道的延安人，我的心，将永远伴着延河奔流的强劲节拍而跳动。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①。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太宗赞之。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②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徵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节选自《贞观政要·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