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文本一：

遍地应答

韩少功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

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

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怯。“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泳者不动，待倒彩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成为平滑的极目一镜。

在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还有挑担的，骑脚踏车的，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有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落寞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

水边常有两样“静物”那是垂钓的老人和少年。据说老人身患绝症，活不了多久了。但他一心把最后的时光留在水边，留给自己的倒影。少年呢，中学生模样，总在黄昏时出现。他也许是特别喜欢吃鱼，也许是惦记着母亲特别喜欢吃鱼，也许不过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积攒自己的学费。谁知道呢？

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芽，打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就冒出一大片水泡，冷不丁看去，像光溜溜的背脊上突然长满疖子。

几只野鸭惶惶地叫着，大概被这事儿吓着了，很快钻入草丛。

不远处，一条横越水峡的电线上，有个黑物突然直端端砸下，激起水花四溅。我以为有什么东西坠落，过了片刻才发现，那不是坠物，而是一只鸟突然垂直俯冲，捕获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棱扑棱，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播下一串闪闪的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

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上，让人想起优雅的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提，再得体地款款入座。它一坐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但如果发现什么情况，玉雕眨眼间就成了银箭。一声鹭鸣撒出去，树丛里就有数十只白鹭跃出，扑棱棱组成数十道白光，在青山绿水中绽放和飞掠。

它们有时候绕着我巡飞，肯定把我误认为鱼，一条比较奇怪的大鱼，大得让它们不知如何下口；小鱼也经常围着我巡游，肯定把我当成一只落水的大鸟，同样大得让它们不知如何下口。

不知是什么鱼愣头愣脑，胡乱嘬咬，在我的腿上和腰上留下痒点，其中一口咬得太狠，咬在一个脚趾头上，痛得我从迷糊中惊醒。我这才发现，钓鱼的“静物”已经走了，天地间全无人迹。

其实，这里还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见罢了。想想看，这里无处不隐含着一代代逝者的残质，也无处不隐含着一代代来者的原质——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是万千隐者在眼下这一刻的隐形伪装之所。有人说，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那么，上帝是什么？不就是不在场者的在场吗？不就是太多空无的实在吗？不就是一个独行人无端的惦念、向往以及感动吗？

就因为这一点，我在无人之地从不孤单。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石堰的遍地应答。

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选自韩少功散文随笔集《山南水北》）

文本二：

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代的小说家中，很少有人像韩少功那样将随笔写得那么得心应手，那么睿智。经过小《海南纪实》《天涯》杂志的考验，经过大特区商海浪潮的冲击，他的思想更深刻成熟了，他的文风更老辣简洁了，他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更执著了。他右手写小说，左手写随笔。在随笔的写作中，韩少功天赋中那种我们称之为智慧的素质被发挥到一种巅峰状态。读着他近年的随笔，我有时会产生出这样一种古怪的想法：不知随笔这种文体是专为韩少功准备的，还是韩少功天生就应当写随笔？

不管是韩少功无意间碰上了随笔，还是随笔找上了韩少功，韩少功的随笔写得好，却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公认的事实——那是智慧的独语，是哲学的散文化，也是生活常态的文学化。

随笔是一种需要智慧的文体。智慧不是聪明的滑头和取巧，不是知识的炫耀和卖弄；智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心血的燃烧。韩少功的随笔，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智慧。不过他的智慧，不是经院或书斋里的智慧；他的智慧，更多的是来自生活的启示，来自他的生命的激发；他的智慧，不是体现于某篇文章，某个局部或某个词句，而是化为一种精气流荡于他所有的文字中，并成为他作品的纹章印记，成为他的人格在随笔中的自然呈现。

（摘编自陈剑晖《智慧的独语——关于韩少功散文随笔的札记》）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上疏奏对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以固为议郎。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为泰山太守。时泰山盗贼屯聚数年，郡兵常数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迁将作大匠。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时太后以比遭不造^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律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门生渤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斧锧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具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节选自《后汉书•李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