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和探索，这较好地体现在诗和词这两种当时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中。在宋代诗词中，一方面有围绕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方式方法进行的细致描写，另一方面还贯穿着一些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独到理念。

善待野生动物的前提是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野生动物的天然禀性和各种“不得不然”的行为，也就是野生动物在自然规律作用下展现的各种特点和功能。

首先，客观地理解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和“向善”可能性。梅尧臣《猛虎行》写老虎“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而且代老虎言：“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这是肯定猛虎食用其他动物（包括人）是来自自然的本性和基本的生理需要，是上天赋予它的“权力”和无可改移的生物本性。这一理念在五代僧齐已《猛虎行》中早有论述：“横行不怕日月明，皇天产尔为生狞。”黄庭坚《观道二篇》言：“圣人用仁心，恻伤路傍儿。虎狼舐吻血，自哺胃与肌。同在天地间，六凿相识知。父母临万物，大道甚坦夷。百年修不善，一日许知非。虎狼有悛心，还与圣人齐。”这里一方面肯定虎狼和圣人一样有自己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虎狼有“改过迁善”的可能性。应该说，这里既包含着道家“齐万物”的思想意味，又承接儒家仁爱的思想主旨。

其次，肯定野生动物的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野生动物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可以辩证地理解，既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价值，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正面功能。黎延瑞《听山中谈虎赋二章》讲到当时有个地方“千百群”的野猪祸害庄稼，以至于百姓“终岁举室空辛勤”，但“近日南山老虎至，野彘畏之俱远避。遂令一枕得安眠，犬豕时时亦遭噬。呜呼，犬不所噬能几何，野彘不去为害多”。也就是说，老虎来了之后虽然经常吃百姓的猪狗，但把成群结队的野猪赶跑了，这样庄稼保住了，百姓认为这是合算的。这里诗人肯定了猛虎“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现实价值。部分野生动物还有较大的审美价值，因而得到诗人词人的欣赏和喜爱。范仲淹非常喜欢鹤的仪态和声音，写有“八变奇姿已过人”“独爱九皋嘹唳好，声声天地为之清”的称赞诗句。欧阳修非常喜欢鸟类，其《啼鸟》言：“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野禽给诗人带来的愉悦跃然纸上。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是野生动物得到善待的重要原因。

最后，肯定野生动物有类似人类的情感。两宋人士拥有细致精微、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他们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动物，通过诗词细致地描写了野生动物的亲子之情、两性之情，等等。南宋林同写有《禽兽昆虫之孝十首》，展现的是动物的亲子之情，其中大部分是野生动物。李石《蜂蚁》写到一个小蜂被十个蚂蚁抬走：“蜂母正凭怒，有虿无敢作。相视母子心，如被蛇豕虐。蚁行蜂母随，众力岂易拨。”这是作者亲眼观察到的动物活动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虫类的母子之情。南宋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说：“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吴文英《双双燕·小桃谢后》说：“共斜入、红楼深处。相将占得雕梁，似约韶光留住。”这二位婉约派词人显然是把双飞燕子描写成“腻在一起”的夫妻，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有趣传统。肯定野生动物的心理特性和类于、通于人类的情感，这为善待野生动物提供了情感前提。

（摘编自《宋代诗词中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有删减）

材料一：

衣装有了进一步新的变化，新的统一规格，是由秦汉起始。从几点大处说来，王公贵族因为多取法刘邦平素所喜爱的一种把前梁高高耸起向后如一斜桥的冠式，于是成了标准官帽三梁、五梁作为等级区分。此外不论男女，有官爵的腰带边必须悬挂一条丈多长褶成两叠彩色不同的组绶。梳辫子的也有改成一环的。许多方面都已成定型。照文献说因为限制商人，作经纪的穿鞋还必需左右不同色。可是一方面有种种规章制度，对商人、奴婢限制特别大，另一方面却由于生产发展影响，过不到四十年，商人抬头，不仅打破了一切限制，穿戴得和王公差不多，即其奴婢也穿起锦绣来了。情形自然显得较为复杂，说它时就不易从简单概括得到比较明确印象了。惟复杂中，还有些规律为我们掌握住了的，即汉代高级锦绣花纹，主要不过十来种。主题图案，不外从两个方面得来，一是神仙思想的反映，一是现实享乐行为的反映。这些材料多出现于西北新疆、甘肃和东北、蒙古及朝鲜，并由此得知，当时长安织室或齐地三服官年费巨万数额大量生产供赏赐臣下，并大量外输的高级丝绸，多是这种样子。

这些都是过去千年读书人不容易明白的，由于近年大量实物和比较材料的不断出土，试用真实文物和文献相互结合加以综合分析，逐渐才明白的，更新的发现无疑将进一步充实丰富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并改正部分推想的错误。

（摘编自沈从文《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材料二：

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重定衣服制度，衣带的等级就有二十八种之多。黄袍成了帝王的专用品，其他任何人都不许穿，穿了就算犯罪。规定的官服，有各种不同花色。每遇大朝会或重要节日，王公大臣们必须按照各自的品级，穿上各种锦袍。皇帝身边的御林军，也分穿不同花纹的染织绣衣。宫廷内更加奢侈，衣服、椅披、椅垫，都绣满花纹，甚至缀上真珠。皇后的凤冠大大的，上面满是珠宝，并且还有用金银丝盘成整出王母献寿故事的，等于把一台戏搬到了头上。贵族妇女的发髻和花冠，都以大为时髦，发上插的白角梳子有大到一尺二寸的。衣着的配色，打破了唐代以红紫、蓝绿为主色的习惯，采用了各种间色，粉紫、黝紫、葱白、银灰、沉香色等等，配合使用，色调显得十分鲜明；衣着的花纹，也由比较呆板的唐氏图案改成了写生的折枝花样。

（摘编自沈从文《我们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

材料三：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著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

（摘编自张爱玲《更衣记》）

材料四：

服装业是创造美好时尚生活的基础消费品产业和民生产业，也是集中体现技术进步、社会文化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创新型产业。中国现有服装企业17万家，全行业从业人员 1620 万人，服装年总产量712亿件。2020年，国内市场服装销售总额4.5万亿元，出口1374亿美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新的发展环境，中国服装行业紧紧围绕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品”战略，加快产业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产品供给水平和发展能力稳步提升，行业增长与质量、结构、格局相得益彰，总体步入了世界服装制造强国之列。

一大批优秀中国原创服装品牌快速成长，在生活方式挖掘、产品研发、美学表达、模式创新、系统管理以及国内外资源整合等方面不断突破。不仅得到了广大消费者认可，也成为产业升级发展的主导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服装行业正在多元文化融合中持续创新，致力于构建基于中华文化为核心内涵的文化价值体系，打造服装强国建设最为根本性的时尚力量。

（摘编自陈大鹏《打造服装强国的时尚力量》，《经济日报》2021年6 月19 日）

初，李广有孙陵，为侍中，善骑射，爱人下士。帝以为有广之风，拜骑都尉，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及贰师^①击匈奴，上诏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叩头自请曰：“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兵。”上壮而许之，诏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愿留陵至春俱出。”上怒，乃诏博德引兵击匈奴于西河；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汉军南行，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券，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②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

（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