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态文明意识是对工业文明时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模式的突破，通过公民对生态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领悟和理性自觉，形成的公民对待生态的基本理念，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目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同度和知晓度，但相对于生态危机的严重性，相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来说差距还非常大，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众多的问题与困境。

第一，公民生态知识普遍缺乏。掌握一定的生态保护知识是公民进行生态保护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先导。但是，目前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却普遍缺乏，整体水平较低，对生态知识的掌握也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阶段。目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总体呈现一强一弱状态：浅层环境意识很强，深层环境意识很弱，这是典型的本能式的自我保护型的环境意识。2014年2月20日环保部发布的我国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公民在雾霾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了解程度高于80%，在这当中，雾霾是99.8%，然而对于PM2.5世界环境日以及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的知晓度却低于50%，除此之外，受访者中，在14个有关生态文明知识方面的平均知晓数量是9.7项，而全部了解的仅是1.8%。公民对众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度低、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知识掌握不够全面，常常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些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第二，公民生态法制观念淡薄。首先，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不够熟悉。公民能够意识到环境法规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工作中的重要性，却只有少部分的公民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其次，公民缺乏基本的维权意识。公民在享受个人日常生活环境不受到损害与污染的权利时，同时也必须履行维护生态的义务。2013年环境保护部（现称生态环境部）开展了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研活动，相关分析表明，接受访问的对象有45%左右在涉及环保问题时打过举报电话，不过其中对污染问题进行举报的不到一半。人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具有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却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或者正在受到侵害，个别公民即便知道，也没有依法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

第三，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严重。在我国，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政策的制定到推行，再到有计划地组织公民进行生态教育，都是政府在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但公民一直处于被动角色，容易将自己置于生态保护之外，不能清楚认识自身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一旦出现生态环境状况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管理、监察工作做得不到位。在随机的街边调查中问到“你认为现在城市环境恶化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有72.33%的公民认为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仅有6.43%的公民认为自己的生态环保意识不强，做得不够好。当被问到“你认为现在的雾霾状况的发生主要是谁的责任？”超过半数的公民认为是企业的不合理生产和排污造成了空气污染。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过分依赖政府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社会心态，直接影响环境保护的各种措施的实施效果。

（摘编自赵瑞华、厉雅娇《当代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现状及对策》）

材料二：

（摘编自《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材料三：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教师是关键，课程是基础，学生是主体。当前，从事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成长环境和经历所限，现有教师队伍不论知识结构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一定缺陷，不得不学、研、教同时进行，任务重、压力大。同时，由于生态文明教学工作起步不久，难免存在课程良莠不齐、教材辗转抄编、思想彼此扞格、知识相互矛盾等问题。这就急需组织精干队伍，开设优质课程，编写优秀教材。实践表明，开展校际合作、成立教学联盟、整合优质资源和打造共享平台，都是可行的办法。而对于学生这个主体，我们应从国情世情、科技知识、生命价值、自然情感、经济模式以及消费观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系统展开教育，使其知晓今昔变化、明了中外差异、理性认识环境、自觉担当责任；着力培育学生知行合一精神，使学生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美丽校园”建设并发挥其“绿岛效应”；支持学生开展生态文明专题调研和社会服务实践，培育“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总之，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涵养其精神、培养其素质、引导其行动，使之成长为具有生态文明精神品格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利华《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生态文明教育》）

材料四：

社会生态教育也是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态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生态教育实践，是以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年人为教育对象，以提升他们的生态素养为目的的教育。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接受教育应该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认知是不同的。生态问题具有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变化的特点，人必须从新的生态知识中汲取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面向成年人的生态教育应注重生态理念的践行，应促使成年人自觉地掌握新的生态知识，提升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生态教育，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对生态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认识，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摘编自王丹《生态文化与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研究》）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是形状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

（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姑妈的书

[俄]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项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机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机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只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科利亚的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位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崽》，是一个叫米哈伊尔的人写的，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带着一个圆圆的小喇叭的收音机。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