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请你们张开双臂欢迎我^①吧，

让我把花束和香气，

把阳光和温暖，

撒满你们心的空间。

——节选自艾青《太阳的话》（1942年1月14日写于延安）

文本一：

葛覃

孙犁^①

他名叫葛覃。我记得这两个字出自《诗经》，题作“葛覃”的这几段诗，是古代民歌，也很好读。

我们认识的时候，还都是青年，他比我还要小些，不过十七八岁。人虽然矮小一些，却长得结实精神，一双大眼，异常深沉。他的家乡是哪里，我没有详细问过，只知道他是南方人，是江浙一带的中学生。为了参加抗日，先到延安，一九三九年春天，又从延安爬山涉水来到晋察冀边区。我们见面时，他是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的学生。一九四一年，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我们一同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已经写了不少抗日的诗歌，他的作品富于青春热情和抗争精神，很多人能够背诵。

后来听说葛覃到了冀中区，后来又听说他到了白洋淀。那个时候，冀中区斗争特别激烈残酷，我们的大部队，已经撤离，地方武装也转入地下，原来在那里的文艺工作者，也转移到山里来了，而葛覃却奔赴那里去了。

我心里想，这位青年诗人，浪漫主义气质很明显，一定是向往那里的火热斗争，或者也向往那里的水乡景色，因为他来自江南。

山川阻隔，敌人封锁，从此就得不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我就渐渐把他忘记了。

日本投降以后，我回到了冀中，也曾经到过白洋淀，但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没有想到探寻他的下落。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到了天津，才从文艺学院另一位同学那里知道葛覃还在白洋淀。那位同学说：

“他一直在那里下乡，也可以说在那里落户了。他的下乡，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了吧！”

进城以后，大家关心、注意的是那些显赫的人物和事件，报纸刊出的或电台广播的消息是谁当了部长，谁当了主任，谁写了名著，谁得到了外国人的赞扬……作家们还是下乡，有时上边轰着下去一阵，乡下炕席未暖，又浮上来了。葛覃下乡虽然彻底，一下十几年，一竿子扎到底，但他并没有因此出名，也没有人表扬他，因为他没有作品，一首诗也没有发表过。他到底在干什么呀，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就跟着剧团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住在淀边一个村庄。行前，文艺学院那位同学告诉我，葛覃就是在这个村庄教小学。

到那里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找葛覃，小学在村庄的南头，面对水淀。校舍很宽敞，现在正是麦收季节，校门前的大操场，已经变成了打麦场。到学校一问，现在放假，葛老师到区上开会去了。有一次，看到一个农民穿戴的中年人，从学校出来，手里提了一个木水桶，上到淀边的船上，用一根竹竿，慢慢把船划到水深处，悠然自得，旁若无人。然后打了一桶水，又划回来，望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提着水桶到学校去了。我看这个人的身影，有些像葛覃，就赶快跟了进去。我喊了一声：

“葛覃！”

我随他走进屋里，这是他的厨房兼备课室，饭桌上零散地放着一些书籍、报纸，书架上也放着一些碗筷、瓶罐。我看着他做熟了饭——一碗青菜汤；又看着他吃完了饭——把一个玉米面饼子，泡在热汤里。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没有多谈，只是翻看他桌上的书报，临走向他借了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拿回住处去看。

在村里，我问过村干部。他们说葛老师初来时，敌人正在疯狂烧杀，水淀的水都叫血染红了，他坚持下来了。人很老实，人缘也好。在村里教书整整三十年，教出的学生，也没有数了。

去年，有一位白洋淀的业余作者到天津来，我又问起葛覃的生活。他说：“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甘心老死异乡？除去到区县开会，连保定这个城市也不愿去一趟。认识的老同志又很多，飞黄腾达的也不少，为什么也从不去联络呢？过去好写诗，为什么现在一首也不写呢？这就使人不明白了。”

我说：“因为你是一个作家，所以才想得这样多。我在那个村庄的时候，农民就没有这些想法。他们早把葛老师看成是本乡本土的人了。他不愿再写诗，可能是觉得写诗没有什么用，是茶余酒后的玩艺儿。他一字一句地教学生读书，琅琅的书声，就像春天的雨水，滴落在地下，能生菽粟，于人生有实际好处。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士，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他的行为，是符合他参加革命时的初衷的。白洋淀的那个小村庄，不会忘记他，即使他日后长眠在那里，白洋淀的烟水，也会永远笼罩他的坟墓。人之一生，能够被一个村庄，哪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所怀念，也就算不错了。当然，葛覃的内心，也可能埋藏着什么痛苦，他的灵魂，也可能受到过什么创伤，他对人生，也可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和看法，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也不必深究了。”

文本二：

芸斋主人曰：人生于必然王国之中，身不由己，乃托之于命运，成为千古难解之题目。圣人豪杰或能掌握他人之命运，有时却不能掌握自己之命运。至于凡俗，更无论矣。随波逐流，兢兢以求其不沉落没灭。古有隐逸一途，盖更不足信矣。樵则依附山林，牧则依附水草，渔则依附江湖，禅则依附寺庙。人不能脱离自然，亦即不能脱离必然。个人之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创造不息，克尽职责，求得命运之善始善终。葛覃所行，近斯旨矣。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甲）

陶潜，字元亮。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饮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选自《晋书•列传六十四隐逸》，有删改）

（乙）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濑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

（节选自《晋书•列传六十四隐逸》）

点绛唇·送李琴泉

吴大有

江上旗亭，送君还是逢君处。酒阑呼渡。云压沙鸥暮。

漠漠萧萧，香冻梨花雨。添愁绪。断肠柔橹。相逐寒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