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我们的朋友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颜色，感受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了意义。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材料二：

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朱光潜所说的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实用的眼光看待古松，但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

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这个世界，中国美学将其称为“境”。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

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山水诗”，或者“写景诗”，其描写是如此简单，内容是如此单调，单调到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山间有一些芙蓉花开了，又落了。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等，写景显然更加细腻丰富。

然而，王维的这些看起来内容单调的诗歌，并没有因此被人们漠视，而是传诵千古，谢灵运的诗句却少有人提及。其实，王维的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山水诗”“写景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外在的景物。“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这里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将人排除，关心起深林苔痕，表面看起来是不关心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一片天地写人的心境、人的感受。诗人不是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命的感受感兴趣，描写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呈现自己回到世界的愉悦，为自己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是贯穿此诗的核心。艺术家并不在意青苔和深林，而是其背后的高古和幽深。

（摘编自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杏帘在望     林黛玉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三星堆人的脚印

周拥军

这个春天，视野里全是三星堆人的脚印。

又一层土揭开了，祭祀坑里，数不清的东西从那里出来。首先出来的是一群象，它们一出土，就一溜烟往森林里跑，跑着跑着，躯干没有了，只有一根根硕大的象牙留在那里。几件蜀锦，出来后就不动了，它们太脆弱，一阵风都能将它们吹散。只有那些陶器和玉器，大模大样地围在那里，仿佛在等待一个大人物来宣布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支青铜的队伍开出来，领头的是戴着面具的铜人，他径自庄重地往前走，仿佛是赶去主持一场盛大的祭典……

迎面就是一大片房子，房顶没有了，墙壁也没有了，只剩下支撑房子的脚——一排排黑得发亮的木桩。房子的脚一律站在沼泽地，没有整齐的队列，它们用一种完全自由的方式，疏疏密密地站在那里。

三四千年前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呢？那时没有钢筋、水泥和砖块，古蜀人把一棵棵树、一根根竹从森林里抬出来，然后开始在树桩上搭建房子。他们用木、竹架起屋架，编成篱笆，在篱笆两面涂草抹泥，以茅竹覆盖屋顶……完成这一切，一幢房子就建成了。干栏式建筑安全、干燥而温暖，一幢站着的房子，隔绝了风雨，也隔绝了野兽。

房子的周边是大片大片的桑林，一条条蚕舒适地躺在桑叶上，它们的任务就是吃。它们吃下的是桑叶，吐出的是丝，织成的却是古蜀人的梦。

所有的决定都在桑林掩映的房子里作出，谁狩猎，谁捕捞，谁养蚕，谁织锦。作出决定的是蚕丛。长年戴着面具的蚕丛长着一张奇特的脸：大耳、大嘴、凸眼。带着族人，他找到了这块宜桑、宜猎、宜渔、宜耕的土地。完成那次无比艰难的跋涉后，他的青春不再了，步履不再稳健，头发也开始花白，但他的话就像木结构房子的榫卯一样，精准地连接到每一个氏族成员的行动中。

天一亮，古蜀人就出发了，迎着野兽的吼声出发。他们走进森林，森林里便会有一阵骚动。隔着三千余年，我们看到了古蜀人身上的兽皮，看见一根根象牙被古蜀人制成了珍玩。一批古蜀人走进森林，也有一批古蜀人走不出森林，他们成了森林的一部分。

也有人走向水。那片水是长江支流的一个汊，江跑累了，它在那里停了一下，把那里停成了一片水泊。这片浩渺的水是古蜀人生命的源头。他们的印记里有太多水的故事，水不仅开辟了这片河谷，还给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给养。

一片宽阔平坦的原野。凛冽的风从遥远的唐古拉山吹过来，吹到这片平原时，它放缓了脚步。田垄间，农夫的身影或隐或现，他们手中不再是那些笨重的石器，而是精工浇铸的青铜农具。有了青铜农具，那片土地，才真正臣服。

土地臣服后，耕种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桑、猎、渔的位置自动后移了。古蜀人离开了那片狭窄的河谷，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次，长征的队伍里没有蚕丛，蚕丛把自己种在了那片茂盛的桑林里。他沉睡的地方，立起一只巨大的青铜面具，面具上，两只前凸的眼还盯着古蜀人远行的方向。

一位高大瘦削的铜人，静静地站在一座规模巨大的祭祀台前。他站在那里，那一方山水就安静了。他应该就是鱼凫。他是那个时代真正读懂了长江的人。长江从雪山上发源，在崇山峻岭中冲波逆折，流着流着就流成了一片壮阔的水。从一条江的流向中，鱼凫坚定了一个族群的走向。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拓国计划。在他的计划里不仅有坚固的城池、巍峨的宫室、壮观的神庙，更让人景仰的是，他的计划里，还有一支马队。

那是一支英雄的马队。冬天来了，蚕停止了织茧，绣娘停止了织锦，驮着蜀锦的马队就上路了。他们从成都平原出发，纵贯亚洲，一直走到遥远的欧洲地中海区域，从风华少年，一直走成一堆骸骨，走成了骸骨，他们还在家人的梦中行走。也有幸运者，他们回来了，运回了盐、珍稀古玩和那个时代最遥远的梦……那条路，需要透支我们全部敬仰。

鱼凫做成了他想做的一切。他不仅开拓了一片规模巨大的国土空间，还开拓了一片规模更大的文化空间。最核心的国土空间当然是他的城池，最核心的文化空间则和青铜有关。三四千年后，一个个祭祀坑被轻轻地揭开了面纱，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青铜容器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来，连同它们身上厚厚的历史信息一起摆在密封的橱窗里，这时人们才发现，那个神秘世界的文化气息有多么丰厚。

最让我心情激荡的是那棵硕大而精美的青铜神树。那个世界有太多的谜无法解释，他们只能求助于心中的神。神在哪里呢，当然在天上。古蜀人选择用昂贵的青铜来浇铸一棵通天的神树。神树上缀满神鸟，一只神鸟代表一个太阳；还有一条蓄势待飞的龙，仿佛随时准备飞向天空。神树立在那里，所有的山都向它颔首，所有的云都向它聚拢，所有的目光，都向它肃穆地致意。

他们仿佛在一夜间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经历了一场战争，引发战争的当然是那片富庶的国土。手持先进武器的外族军队一夜之间就杀到了城下。城墙倒了，宫室烧了，青铜器、玉器、陶器一股脑儿被人扔进了土坑。他们肯定不是屈辱地消失的，一些破碎得十分厉害的青铜兵器，展示了他们为守护这片国土所作的努力，不幸的是，他们失败了。

直到1929年的春天，一个村民用锄头挖开了一处土坑。土坑里没有棺木，没有骸骨，只有他们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这些器物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被破坏的痕迹，它告诉我们，古蜀人曾经历过的劫难。一个凭勇气、智慧和勤劳维系繁衍的民族，他们沧桑的历史，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摆在土坑里。

我在一只装满了鸡蛋的陶盆前长久地停了下来，鸡蛋已风化成了石头，但因为这些鸡蛋，那里还在孕育着无限生机。它们和这只粗朴的盆一样，仍在生生不息地传递着什么。

我的身旁，还有数不清的脚在走！

（有删改）

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十月，汉献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八月，孙权遣使称臣。朝臣皆贺，刘晔独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矣。”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不若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也。”遂受吴降。丁巳，遣太常邢贞奉策即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刘晔曰：“不可。陛下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权虽有雄才，故汉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不可即以为王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以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而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人民以为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不听。诸将以吴内附，意皆纵缓，独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备。邢贞至吴，吴人以为不当受魏封。吴王曰：“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吴王出都亭侯邢贞，贞入门，不下车。中郎将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节选自《资治通鉴•魏纪一》）

恩门致书远及山居因献之    

杜荀鹤^[注]

时难转觉保身难，难向师门欲继颜。

若把白衣轻易脱，却成青桂偶然攀。

身居剑戟争雄地，道在乾坤未丧间。

必许酬恩酬未晚，且须容到九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