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色文艺经典”或“红色经典”，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逐渐活跃和流行的一个词语。一般来说，一部作品被视为经典，应当至少经历一个世代即30年的时间检验才可。由此看，经典即那些具有典范性和传世性的作品。红色文艺经典一词的出现和高频率使用，也应当是当代文化艺术中一种审美与艺术需要的反映。

自从鲁迅于1921年7月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使用“典型人物”概念至今已百年，鲁迅发表小说《阿Q正传》，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不朽典型阿Q。自此以后，中国文学致力于创造一种具有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之象征意义的崭新典型人物。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在深重的民族文化危机情境中，英雄人物横空出世，风云际会。正是晚清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情势，迫使现代作家和艺术家自觉地肩负起文艺启蒙的使命，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塑造可以担当民族危机拯救使命的“英雄”人物，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乃至整个中国文艺的一个重要使命和美学特色。

如果把红色文艺创作纳入这个现代中国文艺传统整体中去考察可知，红色文艺创作显然把创造这种特殊典型以及让它们在社会公众中释放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当作自身的中心使命去完成。正是在履行这个中心使命的过程中，红色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堪称经典性成就的作品，它们围绕典型这个核心范畴而释放出一些独特的修辞美学特征。第一，典型示范。红色文艺经典在艺术形象塑造上呈现出鲜明特征：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特殊的个别去透视社会现实的本质，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与普通政治、经济，社会等文献观察相比更有感染力的审美范例。如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塑造了五名普通战士的英雄形象，他们宛如五座山峰巍然屹立，体现了人山合一的境界，似在宣示现代中国新型历史主体的诞生。第二，转型再生。其显著特征在于，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形成转型再生辩证法，叙述稚嫩或弱小的主人公在神圣帮手指引下转型再生为新型历史主体的过程。这里有着一贯通性的主人公——帮手模式：主人公起初难免稚嫩，但可以自觉接受神圣帮手的导引，团结其他群众，战胜共同的对手，最终成长为新型历史主体。如小说《青春之歌》叙述林道静在卢嘉川和林红等帮手帮助下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型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之一员。第三，破旧立断。在主题创作上，红色经典呈现出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必然趋势。新歌剧《白毛女》通过白毛女的故事阐述“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的道理。影片《舞台姐妹》通过舞台姐妹花竺春花和邢月红的不同遭遇，显示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这种修辞美学让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历史性进程释放出审美感染力。第四，洋为中用。这是指艺术创作手法上的援西入中范式，表明大胆借鉴外来文艺样式有助于中国本土文艺焕发生机。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歌女《白毛女》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摘选自王一川《典型示范及其他——红色文艺经典的修辞美学思考》

材料二

有相当一批很有成就的当代作家是推崇“红色经典”及其作者的。例如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刘绍棠就是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和新时期之初都写出过有影响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一直深受孙犁的影响，追求小说的诗情画意，而且擅长写乡村女性的朴素之美、美好心灵。他的《蒲柳人家》《蛾眉》都体现出对孙犁风格的继承。贾平凹曾经说过，引导他走上创作道路的，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新时期乡土小说还有厚重，沉雄的一脉。这一脉的代表人物路遥、陈忠实都谈到过《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对自己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虽然现在已经成功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但过去岁月里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壮歌，已经深深融入了民族的记忆，并成为激励后来者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这意味着，民族精神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在“红色经典”中，我们不就可以从那些革命英雄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感受到古老的“大同”理想，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感受到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从他们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中感受到“舍生取义”的传统气概么？的确，在“红色经典”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深厚的精神联系的。

（摘选自樊星《“红色经典”的流传说明了什么？》）

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十月，汉献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八月，孙权遣使称臣。朝臣皆贺，刘晔独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矣。”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不若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也。”遂受吴降。丁巳，遣太常邢贞奉策即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刘晔曰：“不可。陛下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权虽有雄才，故汉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不可即以为王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以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而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人民以为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不听。诸将以吴内附，意皆纵缓，独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备。邢贞至吴，吴人以为不当受魏封。吴王曰：“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吴王出都亭侯邢贞，贞入门，不下车。中郎将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节选自《资治通鉴•魏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