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一改他曾经大获成功的商业大片风格，拍了一部温情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虽然这部电影请了他年轻时就崇拜的偶像——硬汉明星高仓健出演，但总体上影片的水平只能说差强人意，票房和社会影响也未及人们对张艺谋的期待。但影片放映之后，在电影之外出现了点花絮，就是针对片中的傩戏表演发生了产权纠纷；据说张艺谋在拍片时请了安顺的地戏演员表演安顺地戏传统剧目《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电影中却称之为“云南面具戏”，因此而发生了法律纠纷。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电影里的傩戏究竟是安顺的还是云南的无所谓，重要的是电影把傩戏这种近乎活化石的传统艺术呈现给了他们。傩戏被称为戏曲之祖，原本是民间祭祀驱鬼的仪式，逐渐演化成戏曲表演。但直到现代，傩戏仍然保持着相当原始的形态，包括狰狞可怖的面具、单调而程式化的表演和呕哑嘲哳的喝腔，因而一般人很难接受这种表演艺术。在傩戏之后，戏曲艺术已经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变，这种活化石似的原始表演艺术应该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其实多年前傩戏被当作“封建迷信”，要被扫除。然而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这种对当代人来说相当怪异陌生的表演得到了在公众的美学视野中呈现的机会，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许这种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所起到的作用比影片的其他效果更有价值。

虽然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早已有提倡和各种措施，但自2001年开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当年中国昆曲入选非遗（“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大大增强了很多人对昆曲以及非遗保护的认知，可以说是举国关注。

非遗保护这种保护、传承小传统文化的形式被称为民间文化的“遗产化”，即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宣传、教育和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那些原来自生自灭的文化形态进入当代公共文化传播与建设的空间，变成了全社会共同享有的“遗产”。从表面上看，“遗产化”意味着这些原来属于特定文化群体的小传统文化公共化，也就是说失去了原来的文化主体，这是否是一种文化权利的剥夺呢？事实上，小传统文化的生存危机不在于公共化，而在于当代文化的全球化，许多边缘文化的传承群体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空间的代际迁移，逐渐失去了文化自觉，于无形中放弃了传统。而遗产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对小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是在公共化过程中重新唤起传承群体的文化自尊和自觉的过程。

文化遗产的公共化同时也是打破文化区隔、实现文化共享的一种途径。当安顺地戏出现在《千里走单骑》中时，地戏的传承权利和文化自觉便因此而凸显出来，观众也开始以一种陌生的美学对话形式进入了开启文化共享的传统美学与公众趣味的交流中。非遗保护的“遗产化”也促进了这种文化共享的形成和发展。

黑格尔曾说“为承认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在研究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著作后，重新提出了这一观点。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传统文化空间的重构而实现当代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生态中的“为承认而斗争”。

（摘编自高小康《乡恋：传统文化的美学空间》）

材料一：

跨界融合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国内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提质。一方面，用户基数的扩大必然导致用户需求的多元，从而要求市场供给多元的纪录片，推动了纪录片的“跨界出圈”；另一方面，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议题、娱乐方式、审美旨趣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时，相对位于更高层次、拥有更高品质的纪录片便成为百姓文化消费升级的优先选择之一。今天的纪录片已经不是一种小众的、高冷严肃的艺术体裁，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大众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产生出巨大的跨界影响力。

对于纪录片来说，跨界无疑是一条创新的进路。但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跨界”绝不是为了模糊界限，“创新”也绝不应当摒弃传统。无论形式如何多样，纪录片之“真”——真实故事、真实世界、真实情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跨越的边界。

（摘编自朱传欣《祈年文潭：纪录片的跨界思维与融合创新》）

材料二：

纪录片的传播渠道拓宽为多形态的互动传播平台。电视纪录片与新媒体视频网站合作，来扩大纪录片的影响力和增加收益；纪录片与院线合作，被搬上大银幕，是融媒体时代纪录片扩大传播影响力的又一渠道；电视媒体重组、整合，打造成集电视与新媒体于一体的整合形态。中央电视台从长远的战略发展高度出发，不断进行内部重组、整合改革。2019年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的央视频融媒体发展有限公司，与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一起建设总台5G新媒体平台。在内容上，聚焦泛文艺、泛资讯、泛知识三大类；在形态上，主打短视频，兼顾长视频，随着短视频应用的增长，2019年11月20日“央视频”App正式上线，实现全台内容数据和用户数据的共享。可以预见，随着“央视频”App应用推广深入，纪录片借助该媒体平台，其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扩大。

融媒体还使纪录片的传播形式发展为大体量和短视频两极化趋势。一方面中国纪录片早已形成了围绕一个主题制作多集的大体量形式。如《本草中国》两季、《人间世》两季、《舌尖上的中国》三季等，都已具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其传播影响力也随着内容的不断深化拓展而辐射开来。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受众易接受碎片化信息的心理，电视台纷纷推出微纪录片、短视频，其一般在15分钟之内，甚至有的只有1～2分钟。央视纪录频道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记住乡愁》《故宫100》等被剪辑成单集几分钟的微纪录片；央视2019年开播的《秘境之眼》每天一期，每期1分40秒，其节目更加小巧灵活。

（摘编自欧阳宏生《主流文化面向世界的多元表达——近十年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发展》）

材料三：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跨界”“融合”成为纪录片行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共同选择，从不同维度践行着纪录片的跨界理念，比如“跨媒介”联动、“跨内容”创作、“跨形态”展现、“跨产业”互动、“跨文化”表达等。

在融媒体的推动下，新媒体纪录片产能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度。新媒体不仅是主要传播平台，也渐渐成为主要生产平台。2019年，优酷原创纪录片260个小时，占播出总量的35%；腾讯视频自制纪录片23部，约占全年新上线项目的1/3；哔哩哔哩出品并上线纪录片16部，合计55.6小时；爱奇艺自制加联合出品纪录片15部。“从生产投入体量看，这些平台都超过了一线卫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樊启鹏说，“新媒体平台完全市场化运作，制播分离程度高，商业模式多元，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方式相对灵活。”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新媒体平台推出的《激荡中国》《最美中国》《世界上最大的生日庆典》等作品，证明主旋律纪录片不仅能成为市场消费主体，而且还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摘编自白瀛《新媒体重塑中国纪录片产业版图》）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后在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我所租的是梯子口头的一间小房，因为外间的住者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间的便宜几角小洋。

与间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来的那天午后。等她走上了梯子，我才站起来对她点了点头说：“对不起，我是今朝才搬来的，以后要请你照应。”

她听了我这话，也并不回答，一双漆黑的大眼，对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门口去开了锁，进房去了。

她每天上工和下工回来，总见我呆呆的坐在那堆书上。大约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痴不痴呆不呆的态度挑动了罢，有一天她到了我的身边忽而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么似的问我说：“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什么书？”

我听了她的话，反而脸上涨红了。因为我天天呆坐在那里，面前虽则有几本外国书摊着，其实我的脑筋昏乱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进去。听了她这一问。我含含糊糊的回答说：“我并不在看书，不过什么也不做呆坐在这里，样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这几本书摊放着的。”

她听了这话，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种不了解的形容，依旧的走到她的房里去了。那几天里，我也曾译过几首英法的小诗，于晚上大家睡熟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寄投给各新开的书局。

有一天，我也是坐在那里，她手里拿了两包用纸包好的物件走了上来。放了一包在我的书桌上说：“这一包是葡萄浆的面包，请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还有一包香蕉买在这里，请你到我房里来一道吃罢！”

我替她拿住了纸包，她就开了门邀我进她的房里去。住了这十几天，她好像已经信用我是一个忠厚的人的样子。我对她说：“我们本来住在一处，何必这样的客气。”

“我并不客气。但是你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站起来让我，我却觉得对不起得很。”

我问她说：“你在工厂里做的是什么工作？”

“是包纸烟的。”

“一天做几个钟头工？”

“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中午休息一个钟头，每天一共要做十个钟头的工。少做一点钟就要扣钱的。”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又……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

我看看她那一种切齿怨恨的样子，就不愿意再说下去。向四边一看，觉得她的房里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来道了谢，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里。我从她自家的口里知道她姓陈，名叫二妹，是苏州东乡人，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去年秋天死了。

天气好像变了。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的精神衰弱的重症，遇了这样的气候，就要使我变成半狂。所以我这几天到了晚上，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二妹这几天来，不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她对我的态度，又回到从前初见面的时候的疑惧状态去了。

一天午后我听见楼底下有人在催着说：“挂号信！”我把信取来一看，原来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译稿，已经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信中寄来的是五元钱的一张汇票。

第二天我取了钱，想起那天二妹送我的面包香蕉等物，我就寻着了一家卖糖食的店，进去买了一块钱巧格力、香蕉糖、鸡蛋糕等杂食。

二妹回来了，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书叠成的桌上，吃了几颗巧格力，对我看了几眼，好像是有话说不出来的样子。

“你有什么话说？”

她又沉默了一会。便断断续续的问我说：“我……我……早想问你了，这几天晚上，你每晚在外边，可在与坏人作伙友么？”

我听了她这话，倒吃了一惊，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与小窃恶棍混在一块。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为我的行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连续着说：

“你何苦要吃这样好的东西？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万一被人家捉了去，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罢……”

她讲到了这里，忽而落了几滴眼泪。我静静儿的想了一会，等她的神经镇静下去之后，就把原因说了一遍。她听了我这一番辩解，颊上忽而起了两点红晕，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子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说：“噢，我错怪你了，我错怪你了。请你不要多心，我本来是没有歹意的。”

我对她微微的笑了一笑，说：“夜也深了，你该去睡了罢！明天你还要上工去的呢！”

她听了我这话，就站了起来，很喜欢地回到她的房里去睡了。

她去之后，我又换上了白天脱下的那件破棉袍子，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一二声清脆的歌音，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

1923年7月15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