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极大地影响并改变着地球生态系统，导致这个系统的稳定与平衡被扰乱。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开始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并逐渐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美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美学研究新形态，代表着美学的发展方向，可以简单地视为美学的生态转型。

生态美学根据生态学原理，将人类的存在理解为“生态存在”，认为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生生之功能、生生之德性的具体体现之一。人类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赋良知及其反思能力，将自身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理解为“参贤天地之化育”，将自身使命理解为帮助生态系统达成“万物并有而不相害”的理想共生状态。按照生态美学的思路，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度利用的资源，而是人类得以产生且赖以生存的本源。

正是从生态系统的生生特性出发，生态美学展开了对于审美价值的生态重估，探讨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辨证关系。在生态美学之前的美学理论中，审美价值毋庸置疑地居于价值序列之首。但是，从生态审美的高度来看，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考多了一个重要参照，即生态健康，也就是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生态美学则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审美互动，自觉地考察人类审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严肃地反思和批判审美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生态美学看到，人们通常只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判断一个事物的美丑，将审美愉悦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很少考虑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因而造成了对于环境的极大破坏。生态美学在认真反思形成人类审美偏好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基础上，以生态健康为价值标准，将事物的生态价值放在审美价值之前，通过探讨审美偏好与生态宰难之间的关系，反思和批判人类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努力倡导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使美学在拯救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生态美学也引发了艺术观念的生态转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艺术曾经长期占据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黑格尔甚至将美学视为艺术哲学，同时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现代美学从其主体性思路出发，通常高扬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而用表现论来解释艺术现象，将艺术视为艺术家表达情感世界的自由创造。根据这种艺术哲学，自然仅仅是艺术家用来创造艺术品的原材料，其逻辑与现代工业生产完全一致，自然事物可以由人类随意加工和改造。与此相反，生态艺术美学则认为，自然自身有着远为人类所不及的巨大活力与创造力，天才的艺术家无非是自然之子，其艺术创造活动无非是一个“代自然立言”的过程，无言的自然超过艺术家的“代言”活动而表达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与内在目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外的生态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这种形态的美学理论不但有助于反思和批判现代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有助于引导人们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摘编自程相占《生态美学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

材料二：

生态美学研究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出发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这既是生态美学的精神内核，也是生态美学发展的价值旨归。在理论上，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基石，建构生态友好型美学；在实践上，要将生态美学的目标落实到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生态美学的发展要注重引导绿色变革，在生态层面上推动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审美观念方面，生态美学应培育人们正确的审美观念，丰富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审美体验，从而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要努力从审美方式上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在生态实践方面，生态美学要从理论走向现实，走向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处处感受到生态之美。

生态美学研究要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无论是“不违农时”“万物齐一”的思想观念，还是“风调雨顺”“瑞雪兆丰年”的民间智慧，都围绕着“生”与“和”展开，体现了我国传统思想中对生命孕育、繁衍的珍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调。

生态美学的发展还要树立全球眼光，发出中国声音。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利益，更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因此，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看待当前面临的生态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的生态保护。这就要求生态美学在发展中积极与各国生态美学研究机构、研究者展开合作和交流，推动理论成果的相互借鉴和补充，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胡友峰《生态美学的建构路径》）

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杨士奇草诏，如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悉皆停罢。初，杨士奇入谢新命毕，闻惜薪司奏准岁例，赋北京、山东枣八十万斤，为宫禁香炭之用。将复入奏。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见士奇，顾义等曰：“新华盖学士来奏事，必有理，试共听之。”士奇因言诏下才两日今闻惜薪司传旨赋枣八十万斤得无过多虽系岁例然诏书所减除者皆岁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学士言有理。”即命减其半。复语义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尽言，匡朕不逮。”命翰林院严考岁贡生，上谕杨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学校失教。自今宜严试之。五经四书义，不在文辞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难得，即数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盖取之严，则不学者不敢萌侥幸之望。”命都察院捕治湖广副使舒仲成，以杨士奇言罢之。上监国时，仲成为御史，尝奉旨理木植岁课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来小臣得罪者众，陛下皆已宥之，今复追理前事，则诏书不信。汉景帝为太子时，召卫绾，称疾不赴，即位，进用绾，前史美之。”上览疏喜，面谕之曰：“卿尽心如此，朕复何忧。”上嘉群臣能言，谓杨士奇曰：“朕尝处事有过，退朝思，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惬朕意。”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上曰：“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实有失，亦未尝不悔。”士奇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难于改。”

（节选自《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