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建制，文艺美学在中国始终都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充满争议的问题域。与传统学科相比，文艺美学的学科历史确实十分短暂，以至于在一些人看来，文艺美学的学科合理性不仅有待证明，甚至是否有资格被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建制之中，也是有待观察和值得怀疑的事情。以传统学科史学的眼光看，文艺美学还不足以给出自身进入学科建制史的合理性证明，它资历尚浅，灵动有余而沉稳不足，即便暂时不被驱逐出学科建制的历史，也不过是在“历史的进行时”之中。当我们说文艺美学正处于“历史的进行时”之时，即意味着我们正身处于文艺美学“当代的通行时”之中，这无疑也意味着我们是文艺美学学科在当代生成发展的创建者、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

回顾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文艺美学在学科建制的历史上虽然充满质疑和争论，其学科属性和定位似乎也总是处于飘忽不定的游移状态，但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游移状态，才使得文艺美学始终都葆有充满生机活力的“当代性”或“时代性”。

关于学科建制，我们一般很少说“一代有一代之学科”，即不会特别强调学科建制的时代性特征。这是因为，学科建制主要以理性逻辑为学理依据；具有不随时代变化的相对稳定性，至少其时代性特征是隐匿在学理性依据的固定逻辑框架之内的。从此意义上看，我们会发现，文艺美学自诞生之日起确有“时代性强”而“学理性弱”的特征。也许这种不以“学理性”而以“时代性”为学科建制依据的做法，正是文艺美学不断被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文艺美学来说，往往会被人们从“学理性”依据方面不断加以质疑。

毋庸讳言，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显现出“学理性弱”而“时代性强”的“中国性”特征。具体而言，文艺类学的兴起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产物。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机械反映论或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文学艺术研究的理论思维方式和学科知识范型一直处于单一僵化的状态，导致人们很少从艺术审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艺术。文艺美学开创者之一杜书瀛曾回顾说：“1985年左右，我的学术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我越来越感到死死固守在认识论美学的阵地里面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能完全恰切地抓住艺术和审美的特点，”（杜书瀛《艺术哲学读本·自序》）正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开始突破僵化困局，打开了文学艺术的“审美视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思想方式、话语方式和知识范型，文艺美学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语境中应运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文艺美学的思想方式、话语方式和知识范型基础上的。在特定时代的特定要求和呼唤中，文艺类学以学科建制的形式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研究范式，这一“时代性”特征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其文化思想意义只有在“时代性”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不无遗憾的是，在“学理性”不断加强而“时代性”相对减弱的时段，人们往往忽略或遗忘了文艺美学学科设立的时代性意义，以更为严格的学理性要求质疑文艺美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这种以“学理逻辑”置换“历史时代”的“去语境化”做法，需要在对文艺美学从新“语境化”的过程中，加以认识和反思。

（摘编自宋伟《文艺美学再出发——新时代语境中的人文艺术学科》）

说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着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町疃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曾激励过无数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是一科生物光，它不同于其他的光会伴生热量的损耗，是目前已知唯一几乎没有热损耗的光源，因此也叫“冷光源”。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

最近，研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层，可使其效率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较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萤火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甙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女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虫，导致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栖息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火虫成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白鹤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然更友好，与万物共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