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向来研究音乐审美。

对我国音乐作品中的心理学要素进行梳理，不可避免从历时性的角度来挖掘古代音乐作品的思想根源。

中外哲人都曾阐明音乐与哲学间的互利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比历史更哲学的，那么音乐则比诗更哲学，”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地区的神话故事都伴随着音乐的搭配，音乐为古老的人类文明编织神话形成的集体记忆，唤起人们对家乡的向往与思念。作为现代视角下的音乐学研究者、欣赏音乐的认识活动不能囿于宗教信仰的神学笼罩，也不能停留在音律节奏的表象，而是关注“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

音乐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精神结构，其内涵于今日，则更加明晰深刻且具体；“天地万物都同音乐一样，是动态的、不可逆的、变化着的发展过程和蕴含着二元对立矛盾思想的有机整体。”正如米盖尔海夫纳所说，音乐，乃是“通向哲学的一条特殊道路”。

在中国人长达千年的对于“美”的描绘与求索历程中，素有以音乐之美及音乐审美规律为中心议题的价值论探讨——“乐道”，即用哲理运思的方法管窥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和边缘延展。欣赏乐曲、参悟乐道，实则就是将音乐的结构规律与天地的运行法则相关联，古人常推崇“天人合一”，音乐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沟通天、人之间的桥梁。明清之际伟大的哲学家王夫之认为，只有“志之所之、言之所发”，才符合“乐道”的规律，也唯有此，才能真正诱发创作者和欣赏者内心的深思与灵感，虚静与狂逸。

在古人看来，“德音”才能称之为“乐”。音乐对行为与性格的作用效能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乐教”的追求中，因此成为我国古代先哲最早认识并不断加以论证的音乐心理美学命题之一。

儒家诸贤已然意识到了音乐在性格塑造中的成人之用。孔子认为，音乐才是超越诗教、礼教的限制，形成君子人格的最后阶段，能够在心理上塑造、规劝人的行为，陶铸为完美人格并使其由衷地认同这种秩序和情感，形成习惯性自律。孟子强调了蕴含仁爱思想的音乐——仁声在感化人心方面的优越性。可见乐教所具有的能够浸造人的心脾、对人的性格形成如沐春风般塑造功用的举证在儒家诸贤的思想中不乏其例。

《乐记•乐本》有关于“乐”通过声音产生、表达情绪的记载，认为“乐”是人内心的情绪抒发。音乐是人的情绪到达某一特定程度后有感而发的，也便因此拥有记录情绪的功能，能够引起听者某种情绪的共鸣。英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音乐哲学家贝里尼通过测量人的情绪体验，正式提出了诱发理论。在现阶段有关音乐诱发情绪研究成果中，有七种机制被证实具有解释音乐如何引起听众情绪的作用和能力。认知神经科学的引入为音乐情绪方向的心理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音乐诱发情绪理论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分析与探索中打开了一条道路。

（摘编自李海燕《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

材料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找到了各种人类基因，积累了大量基因组数据，还积累了由基因组转录出来的各种RNA（核糖核酸）数据，以及由mRNA翻译产生的各种蛋白质数据。RNA的集合称为转录组，蛋白质的集合称为蛋白质组，机体所有代谢产物组成代谢组，此外还有表观遗传组等。通过大数据研究这些“组”及其相互关系的工作即称“组学大数据”研究，组学大数据的介入成为当代生物医学发展的典型特征。

精准医学是组学大数据与医学的结合。有了这些大数据，我们就能够从分子水平上了解人体生长、发育、正常生理活动的本质和基础，还能够通过对健康人和病人组学大数据的比较找到各种疾病在分子水平的病因。我们已经知道，约有6000种以上的人类疾患是由各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有人估计与癌症相关的原癌基因约有上千个。

精准医学使疾病诊断更加准确，也使治疗更加有效。例如“基因治疗”，就是将正常外源基因通过基因转移技术插入病人的适当受体细胞中，使外源基因制造的产物得以纠正或补偿因基因变异或基因表达异常引起的疾病。目前，基因治疗的对象已经由单基因遗传病逐步拓展到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

再如，“靶向药物”。当我们知道哪些基因序列变化会导致疾病，就可以通过测量局部基因序列来鉴定导致疾病的基因。比如，特定基因的突变可引起癌症，这些突变了的基因就是肿瘤治疗的目标，也就是“靶向”，针对这些靶向设计的药物就是靶向药物，靶向药物的治疗目标是具体的、精确的。比如，赫赛汀就是以特定基因为靶向设计的乳腺癌治疗药物。

精准医学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把医疗的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指的是重视对疾病的早诊早治和预警预测，重心下移指的是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和基层、加强健康管理，这样就比医生一个一个诊治病人高效得多。这如同我们提倡的“精准扶贫”，与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一样，在医疗健康领域，也应通过大数据进行人群队列研究，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采取不同疾病诊治和健康管理措施，提高整个人群健康水平和医疗效能。实现精准是目标，但我们现在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存在多方面巨大挑战。比如人类基因组解译的挑战。人类基因组上编码蛋白质的区域只占一小部分，不超过整个基因组的3%，其余97%左右的DNA序列统称为非编码DNA。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占人类基因组97%的非编码序列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且与人类疾病直接相关。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非编码序列以及相关的非编码基因和非编码RNA的功能只有很少了解。

（摘编自陈润生《从基因组大数据到精准医学》）

材料二：

中医药是在长期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医学形式，从整体上来看，中医药学比较强调整体的证候，在客观的医学证据以及精细化设备上还是有所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水平。而精准医学不仅结合了中药学、生命科学的医学内容，同时具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可以弥补中医药的不足。因此，中医药要以精准医学为创新发展的目标，弘扬精准医学的优势特色，在治疗方面要以“精准诊断”以及“精准治疗”为切入发展的治疗点，进一步突显中医药整体性、动态性的诊疗特色。

中医习惯将辨证治疗视为治疗的出发基点，以证候的变化和相应的改善作为治疗成功的有效依据。然而，中医多以非特异性的主观证候群为其开展治疗工作的基础，相应的治疗评价也是根据主观证候群体的变化和改善做出的相关判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非特异性的主观证候群由于其生物基础不明确，相应的反应灵敏度也欠缺，很难获得公认。针对于此类问题，医学人员可以将精准医学和中医学进行相应的结合，进一步地强化中医精准诊断的力度，可以依据人体尿液、血液以内源性物质的变化，反应患者整体的健康水平。

中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同病异证以及同病异治的诊疗理论和相应的治疗模式。而现代化的精准医学往往会根据不同的证候类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举个例子来说，西医诊断为慢性心衰的病人，中医可以进一步的划为肾阳虚和非肾阳虚两种证型。通过将不同证型的患者和正常人进行尿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可以得出尿液代谢组成分的差异，进一步的可以得出疾病与证型高度的代谢组指标。通过对病患进行尿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很有可能会找到一组指标作为中医辩证的客观指标。进一步的发展中医同病异证的代谢组学，可以有效弥补中医在基因组学与蛋白质学方面的先天不足。

（摘编自黄进京《精准医学和中医药创新发展》）

黄土大梦（节选）

杨献平

一个从未来过的人，在火车上睁开眼睛，一色的黄——黄出了叠加与层次，满眼的黄——黄得深入和彻底，整个世界，乃至内心和灵魂，都被这黄贯穿、俘虏了。

陕北的黄，是集中的黄，悲愤的黄，绝望的黄，生存的黄，战争的黄，沉默的黄，飞奔的黄，苍天的黄，大黄的黄，黄天的黄，黄种人的黄，黄帝的黄，黄河的黄。黄得层层叠叠，上下齐黄。黄得丰润，里外冒浆。越是接近，步步河山之间，耳边似乎有连绵的涛声传来，先是汹涌澎湃，雷声轰隆，渐而静默无声，宛若处子。

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土腥味，尽管是五月，干裂的灰尘及其强大的气息依旧明显，看不见的虫子一样蜂拥，呼吸也有些阻隔。慢慢也觉得身体开始发脆，毛囊开始收缩。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水汽，很甜，但很硬，有些滋润，也有些粗糙。我知道，这黄土的大地，宛若一个浑圆的大梦，每个进入其中的人，只有在绝境之中，方才会面对苍穹群星，参悟到人生乃至整个人类的秘密，继而校准方向，一击而中。

乘坐出租车穿城而过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尽管时代的发展使得整个中国都高楼林立，机车奔走，人们的衣饰乃至居住的房屋也都流光溢彩，俨然当代世界的模样和姿态，但黄土依旧是最本真和显赫的存在，是一种无声的笼罩、反射和涂抹。这种来自大地最本真的色彩，以及干结的块垒，可以硬如铁石，又可以软成血液的黄土，累累山川，道道源梁，其中充盈和鼓荡着的，仍旧是古老的颜色及其最深刻的呈现、隐喻和担当。

清凉山、宝塔山、王家坪、兰家坪，无处不高耸，无处不圣地，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不断流散的空气和云霓，也都与近代和当代的中国有着深刻联系。其中的宝塔山，令我想起一个人，他被誉为八百年以来第一完人，也是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范仲淹。据说，那白色的高塔颇有神奇之处，建于唐代，其中供奉有舍利子。公元1041年左右，范仲淹奉命驻守延州，与契丹和金国作战。他在延州，时短而效长。一个人克己守正、奋发有为的能量，在传统的帝国之中，无疑是巨大而且积极的。

由范仲淹提拔和倚重的种世衡及其兄弟、儿子们，在延安之于西夏的阻击和防守，特别是种世衡的反间计，使得李元昊损失了他的得力战将野利刚浪棱、野利遇乞两兄弟。种世衡构筑的青涧城，即今延安古宽城，有效地阻挡了契丹和西夏人的铁骑。特别是他对于羌人的信义与诚恳，使得他在异族当中，也享有崇高的威信。

范仲淹和他的部将种世衡，堪称古代边关防御和经略之中的典范。特别是种世衡，其世代忠诚，对属下之关心和爱护，可谓感天动地。史书记载，凡有士卒伤病者，种世衡或是其弟种世材，再或是其儿子总会亲自慰问，安排食宿和疗治方剂。使得属下将士为之甘效死命，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使得“种家军”也名震一时。种世衡膝下八个儿子，皆为当世之才俊。其后人种师道更是声名远播。

历史的一个铁律是，凡是兴盛的朝代，主要是其当政者与辅政者通力合作、上下一致的结果，同时更是辅政者的人品和修养达到了“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才可以实现的。反之，朝代的衰败，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乃至“私心公行”的问题。面对范公曾经镇守之地，我的内心涌现的景仰与热爱，竟然使得自己有些荣耀的感觉。

这种感觉，大致是与古圣人之心相通的。至于我，不过是先贤大师的子孙，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地方和时刻，觉察到他们的那种宏大心迹，当然是血脉、文化，精神和灵魂等层面的诸多因素。

这两山夹一河一城的陕北重镇，简短地浏览和穿越，我的内心当中就被突然充盈了，也突然变得蓬勃，还有一些激越与悲怆。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尤其是像陕北这样的具有鲜明地理特征和独特气候的地方，数千年以来的文化形成与精神勾勒，黄风的塑造和黄土的雕刻，多旱少雨，泥泞中的跋涉与峁梁沟坎，窑洞中的人间炊烟与生儿育女，风尘中的粗粝和细腻，让我觉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浑厚、笨拙与张扬，以及隐忍的冲撞、礼节的触发与抗击……诸如此类。

陕北，这一片自然和人的地域，历史与现代的叠加和勾勒，引领着每一个进入其中并且在这里觉悟的人。

（有删改）

甲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节选自苏洵《六国论》

乙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苏辙《六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