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己。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对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民法典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绿色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融合，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民法典的施行，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社会根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新华社《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在民法典通过之际》）

乡里情

田光明

他是驻我们村的下派干部，住我家后边的瓦房里，在村里轮流吃着派饭。派到我家吃饭时，我去叫他吃饭，母亲叮咛我见了他就叫王伯。在我家吃过几次饭后，我与王伯就熟悉了，他有事了，就喊我给他跑路，多是让我去代销店给他买烟抽。

在村里，王伯和村里社员一样，行走在田垄之上，扶犁躬耕，种瓜点豆，收种碾打，样样活他都干着。

每次，王伯从县城来，都要给我带一本书，送我阅读，使我知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母亲每每做好吃的，我都要给王伯送去，让他尝尝。

那年冬天，王伯还送我一件六成新的棉大袄，是带毛毛领的那种。他说是儿子穿过的，他当兵了，就送给我穿。当着王伯的面我试着穿，有点大。母亲笑着说：“合适！合适！”王伯走后，母亲就用红包袱给我包裹上，放在柜子里。说等我上了初中就能穿了。

两年后，上级要求王伯回城里上班。离开村里那天，我也跟在母亲身边，送王伯到山梁下。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跟王伯告别。王伯眼含着泪，说了很多感激的话。他说喝惯了这里的山泉水，爱吃母亲烙的锅盔馍，还有村里慧婶的手擀面，说得送他的人脸上都挂着泪花。

我上初中了。寒风刺骨的冬天，我穿着王伯送我的棉大袄，坐在教室里做作业，把手编进袖筒里，就感觉暖暖的，我的字也写得端正而有力。

那年春节前，母亲准备好了家里头场打的黄豆，晒干的核桃、花椒，攒下的鸡蛋，让父亲用扁担挑着进城给王伯家送去。母亲说城里人大鱼大肉吃多了，就稀罕咱农村的特产。天麻麻亮时，父亲肩挑着自家的特产走下山梁，到镇上乘客车去往县城。

夜幕降临时，父亲回到了家里。他满心欢喜，向全家人说王伯请他吃了碗牛肉煮馍，还是精品的。王伯升到政府一个局当了局长。他还问我的学习情况。特别让我父亲感动的是，王伯坚决不让父亲挤客车，让朋友驾车送父亲到镇上。上下车时，王伯的朋友亲自给父亲开关车门。

那年以后，每到春节前，母亲都要准备些黄豆、小米、核桃等，让父亲肩挑上去县城，给王伯家送去。记得那年连着下了几场雪，道路不通。外婆又去世了，父亲忙得没能去成王伯家。过年时，母亲总是在念叨，说她过年心里空荡荡的，不踏实。春节后，母亲让父亲去了王伯家，送去些特产和年馍。母亲说，王伯就爱吃咱家磨的面粉。

父亲过世后，去王伯家送东西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去县城比父亲容易，因为，我家有了一辆摩托车，去县城方便多了。每年我去时，母亲总希望我能多带点特产，她说，你王伯家人多。她还说，别让你王伯说咱乡里人小气，舍不得。

走进县政府家属院，我敲开了王伯家的门，年事已高的王伯流着泪，拉着我的手，长时间不愿放开。老人自责着，他没有给我家帮上啥大忙，让我们还待在农村受苦。我说，现在农村一天比一天好，粮食年年有余，家里也盖起了小楼房。

那就好！王伯欣喜地说。他又幸福地回忆着他驻村干过的事，问我他设计开挖的那条通村路路况如何？他搞的人畜饮水工程能满足人们生活用水的需求吗？说起往事，他满脸的荣光。他问着村里的张战宏、王福生、姜来喜……他们日子过得咋样？让我代他向他们问好，他还准备了礼物，让我给他们都带上。就连村里几个喜欢抽卷烟的老汉，他都记在心里，让我给他们每人拿一把上好的卷烟叶。

又是一年，我去王伯家。进得门，我没有见到王伯，他儿子在家。他告诉我，王伯和王婶去了南方女儿家了。王伯儿子招呼我坐下，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再也寻不到要说的啥话了，就感觉异常尴尬。我喝了几口茶水，胡乱地说了几句话，就起身告辞。王伯儿子送我出门，他再三强调说，山高路远的，你以后就别来了。你去年送的那些东西，都堆在阳台上。我脸上一阵燥热，就用力地笑着，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他恳切地向我说，你有啥事了就打个电话，我尽力去办。

我向王伯儿子笑着点头告辞，走出了高楼林立的小区。那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把城市刮得灰蒙蒙的。

回到家里，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说王伯和王婶他们身体健康，去了南方女儿家。他儿子接待了我，对我客气热情，我临走时，他要给我带礼品，我坚决拒绝了。

母亲笑着说我，做得对，一定不能让他们破费。

母亲又说，待明年了，咱那新品种核桃挂果了，摘下来，先给你王伯送去，让他们尝尝新鲜。

（原载《安徽文学》2021年10期）

永王璘，幼失母，为上所鞠养，常抱之以眠。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场，有勇力，好兵，有薛镠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磷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市陟共图璘。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然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李希言平牒璘，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李成式于广陵。璘进至当涂，李希言遣其将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阎敬之将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将李承庆拒之。璘击斩敬之以殉，景曜、承庆皆降于璘，江、淮大震。高适与来瑱、韦陟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至德二年，二月，戊戌，永王璘败死，其党薛镠等皆伏诛。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装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璘与其子玚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诸将皆然之。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遥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璘使玚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玚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余众，南奔都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