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文本一：

地洞

卡夫卡

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蛮不错。离洞口千把步远的地方，有一处上面覆盖着一层可移动的苔藓，那才是通往洞内的真正入口处。在盖着苔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我经常梦见野兽用鼻子在那里贪婪地来回嗅个不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满可以把洞口堵死，上面覆以一层薄薄的硬土，下面填上松软的浮土，这样我就用不着费多大气力，每次进出，只要挖一次洞口就行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防备万一，我必须具备随时一跃而出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行事，我必须做好随时能够冲出去的准备。

我安安稳稳地住在我的家的最里层，与此同时，敌人却从某个地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壁，向我逼近。我在自己的家里，自有谙熟所有途径和方向的长处，盗贼会很容易地成为我的牺牲品和美餐。但我正在变老，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而且威胁我的不仅有外面的敌人，地底下也有这样的敌人。

我的地洞除了一条大道以外，还有几条很狭窄的但相当安全的小道。它们使我与外界保持联系，向我提供自由呼吸的空气。这些路本来是鼹鼠筑成的，我因势利导，把它们引进了我的地洞里，我通过这些途径可以嗅得很远，使我得到保护。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经由这些途径来到我跟前，成了我的食物。

我的地洞的最大优点是宁静。我可以在我的通道上蹑着脚走好几个钟头，有时听到个把小动物的声音，不一会这小动物也就在我的牙齿间安静下来了；或者泥土掉落的沙沙声，它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修缮了；除此以外便是寂静。通道上每隔一百米的地方，辟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在那里我舒舒服服地蜷曲着身子，一边休息，一边使自己暖和暖和。不知是由于过去的习惯，还是这座家屋确实存在着足够的危险，唤起我的警觉，我常常有规律地从酣睡中惊醒。缜密地考虑到极端危险的情况，我在洞穴的近中心处修建了一个中央广场。

我利用中央广场来贮藏我的食物：凡是洞内抓获而目前还不需要的一切和外面猎获的全部，我统统把它们堆放在这里。场地之大，半年的食物都放不满。于是我把东西一件一件铺了开来，在其间漫步，同时玩赏着它们，悦目于其量之多，醉心于其味之杂。地洞的复杂性确实也向我提供了采用多种防御办法的可能性。而我觉得将存粮稍加分散，利用某些小广场来分批贮藏，似乎更为周到些。于是我决定每隔两个广场设一个预备储粮站，或者每隔三个设一正储粮站，每隔一个设一副储粮站，如此等等。再则，为了迷惑敌人，我划出几条道路不堆贮藏品。

我很快跑离洞口，不一会又赶回来。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并守望着我的家门——这一回是从外面——一连几天几夜。在这全部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搜寻过，这对己对敌都是一种幸运，因为要不然，我会为了我的地洞不顾一切地朝他的喉咙扑过去。诚然，也出现过一些兽类，我不敢接近它们，只要远远预感到它们在，我便立即警觉，拔腿就跑。

有时甚至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压根儿就不回地洞，而就在这里的洞口附近住下，专门观察洞口以打发日子。假如我有某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把观察哨的任务交给他，那我就可以放心地下去了。但是从地洞的内部完全信赖一个外面的什么人，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只能孑然一身。

后来，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洞穴。我和地洞这样相依为命，不管我遇到多大恐惧，我都能泰然自若地留在这里，无须设法说服自己，打消一切顾虑，把入口打开。我只要清闲地等着就完全够了。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永远分开。

（选自《卡夫卡荒诞小说》，有删改）

文本二：

20世纪后半期，空间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成为关注的焦点与核心的概念。文学叙事的空间维度日益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空间叙事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自古希腊时期，西方对空间的研究就已涉及“虚空”“处所”和“广延”这三个概念。文学叙事中的空间主要可以分为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大类。物质空间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物体，也包括作为物质存在的人本身。心理空间是一个内部的、主观的空间，是人的知觉、情感和意识对外部世界染色、过滤、变形、编辑后所建构的空间，也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社会空间是人际空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与结构化。

（摘编自《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红日（节选）

吴强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黎明时分。

红日在渤海海底还没有露出脸来，朦胧的曙光刚刚透过轻薄的朝雾，披挂到沂蒙山的山体上，不知比前几天猛烈到多少倍的炮火轰鸣了。

对国民党军七十四师的残余力量，和他们占据的最后一个高峰——孟良崮的最后攻击宣告开始。

“用最大的勇敢，最有效的手段，攻下孟良崮，活捉张灵甫！致敌人于死命，争取完满的胜利！”

这是在检阅了当前的战况和经受了刘胜之死给予的一阵悲痛以后，军长沈振新发出的豪壮的语言。

他的简明劲拔的语言，是愤怒、仇恨、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无限高度的胜利信念所揉合而成的强大的声音。它，通过电流，传布到阵地上，传布到每个指挥员、战斗员的耳里，震荡在每个指挥员、战斗员激愤的心弦上。

它是火种，迅速地燃烧起来，喷起赤红的汹涌的烈焰。

无数的炮弹从各个角落飞奔出来，像飞蝗一般，朝着一个方向，向着一个目标——孟良崮。敌人设在那些部位的地堡群，蜂窝样的藏身窟，密密层层的鹿寨工事，孟良崮的紫黑色的山石等等，碎成了粉末，和着灰糊糊的炮烟飞扬腾起。

顷刻之间，孟良崮——这个敌人的最后巢穴和堡垒，便被掩埋在浓密的硝烟里面。

军长沈振新和军政治委员丁元善，站在孟良崮对面的一个陡险的怪石嶙嶙的山峰上，观察着空前未有的战斗景象。

在他们明亮的眼里，他们的部属，兄弟友邻部队，对敌人展开了猛不可当的攻击，像大海的狂澜似的，涌向孟良崮高峰，他们仰脸上攻，却如同顺流而下，真是气势雄伟，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沈振新身边的电话机，不断地震响着，火线上的捷报，滔滔滚滚地涌来：

“离孟良崮山头还有一百米！”

“扑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

“歼灭敌人一个旅指挥部！”

“两个连的敌人投降！”

“东南方的友邻部队解决了敌人一个团！”

“已经接近到孟良崮下面的陡崖！”

“敌人慌乱了，在破坏武器！”“……”

沈振新的耳朵，从来没有在哪一次战斗里这么忙碌地享受过这样连续飞来的捷音。他是善于在最紧张的氛围里保持冷静的人，现在竟也忙乱起来。电话已经听完，话筒却还抓在手里，忘记放回到电话机上去。一面侧耳听着电话，一面顾盼着对面山头上的景象。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贪馋过，用望远镜看看，又用肉眼望一阵，他不知道疲倦，许久许久，眼皮没有眨动一下。他的胃痛病并没有痊愈，身子疲乏、酸累，但他一直站立着，没有稍稍地移动过。

部队掀起了红旗运动，进行战斗竞赛，沈振新和丁元善这两个军的最高指挥员和领导人，仿佛也在进行着争取最先把红旗插上孟良崮高峰的竞赛似的。

这是战斗最高潮汹涌澎湃的时候，连山石、草木、空气、溪流、飞禽、走兽、昆虫等等都卷入到这个高潮里来。休息？这时候的一切生物和无生物，都不甘寂寞，不能休息。更何况是掌握战斗契机的将军们。

副军长梁波从炮兵阵地上打来电话，用他那坚实响亮的声音，兴奋地说：“榴弹炮的命中率，已经从昨天的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炮兵观察员跟前线步兵部队报告说，孟良崮顶上最大的一个地堡被摧毁了！”

“鼓励他们！再提高！提高到百发百中！”沈振新在电话里大声地说。

……

玉皇顶那边的炮声，在他的听觉里猛烈地轰响着，东边、南边、东北边、东南边敌人增援部队向我军外线阻击阵地攻击的炮声，也越来越猛烈起来，他仰脸望望高空，敌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在孟良崮周围，在我军扇形的阻击线上不停地轰炸、扫射。在他的感觉里，敌人正在竭尽全力作着最后几分钟的拼斗、挣扎，当前的战斗，正在胜利的边缘上旋动；干脆歼灭七十四师的完满的胜利，和给敌人逃掉一部分的两个不同的结局，恰像两个摔跤角力的人，在他的眼前紧张地扭抱在一起，互相摔掼着，这个跌倒，那个爬起，这个爬起，那个又跌倒下去。他明确地认定，给七十四师逃掉一部分——即使是极小的一部分，不是失败也是重大的缺陷。无论如何，必须拿出全力争取到全歼七十四师的全胜的结局，决不能够出现这个结局以外的其他的任何结局。

（有删节）

游江阴三山记^①

【元】朱德润

余尝游名山，未尝不稿记其胜。江阴去吴百八十里，不闻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永嘉通守余公德汇，约为京口之行。

余公递舟行速，仆舟迟不能追也，遂自无锡之北门数里大石桥入。过水村渔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谢。舟行六十余里，至青阳镇，始见酒帘村市，客舟骈集。又十里至佗村岸高丈余河流弯曲若蜿蜒之势始抵江阴州治晚谒翟仲直州尹夜宿桥岸下。

明日西回，登览高丘，则东瞰长江，南连吴会，复自湾河过佗村而北，皆美田沃壤，斥堠相望，迤逦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与应答，舟人回牵，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岸柳交映。

既而舟转岸曲，板桥为梁，即三山坞。其间民居辏集，屋瓦参差，稻秸堆委，连衢比巷，如墉如栉。风俗熙熙，翁呼儿荛，妇饷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圈，鸟噪于林，鸡登于屋，蔼然太平丰稔之象。其山皆不甚高峻，而松竹苍翠，石壁丹崖。少焉，却出山坞，有横山在前，野田开豁，水港渐宽，询其地，则常之晋陵县界。于是舟人鼓棹，稚子扣舷，风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桥而泊焉。

嗟夫！一元之气，融融于亘古，归气于山泽，而有孕灵育秀；僻在荒陬，不经名贤游览，遂寂寥无闻，江阴诸山是矣。余不识温之雁荡，若吴之灵岩，常之惠山，殆不过是，惜不得与德汇辈同为寻幽讨胜之辞而品题之，且舟中傲仉②，览之未详，姑书以识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