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果说美育是“用”，那么审美便是“体”。“体”是“用”得以实现的依托，美育功能的实现也应以审美活动的发生为前提。王国维认为审美是一种无利害性的活动，而以审美无利害性为理论依据的美育，在人由物质境界通往道德境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我们内心通常被一己之私利束缚着，然而在审美的时候，却能忘记私利，进入“高尚纯洁之域”，感受到一种“最纯粹之快乐”。这说明，审美心灵的纯洁高尚排除了个人利害这一障碍，从而使人更容易接受道德，有助于道德心的养成。不过，美育这方面的作用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熏陶和浸染。

在王国维看来，审美不仅有助于道德心的养成，而且还可以培养人的德性。王国维怀疑德性可由伦理学来养成，正如美学不能培养出大艺术家一样。他发现叔本华在教育中非常注重“直观”，重经验不重书籍，而道德教育仅靠灌输理论知识或直接予以训诫将毫无效果，因为外在的知识和戒律根本不能推动人去行动，真正的道德源自人的德性。受叔本华的直观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王国维提倡“时时与以直观之机会，使之于美术、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识”，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说：“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这里，“由内界出”应该不是指出自人的本性，而是指道德源自“人己一体之直观”，而“非外铄”指的是枯燥的说教和抽象知识的传授。

为人生寻求解脱是王国维倡导美育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知识的追求和实践行为总是与生活欲望、痛苦相关联的，而艺术却能使人从利害中超脱出来；艺术美优越于自然和生活中的美，而面对现实中的美的事物，只有“天才”才能超出利害。不仅艺术审美活动本身，而且艺术作品的内容也有助于读者获得解脱。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既描写出现实人生中的各种痛苦，又提供了得以解脱之道。

王国维还借助孔子和席勒的思想来倡导美育。王国维引用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话说；“席勒的‘最高之理想存于美丽之心，其为性质也，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美丽之心”也就是审美的心灵。审美之所以成为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因其既合乎道德法则的要求，内心又没有任何冲突。儒家非常重视美育。王国维指出，孔子的教育是“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的。例如，孔子说《诗》有“兴、观、群、怨”等功用，提出“兴于诗”“成于乐”等主张。不过，对于儒家美育思想，他注重的不是礼乐教化，而是其中的“天然之美”。《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要求弟子们讲述各自的志向，油然赞叹曾皙的理想：暮春时节，春服已经穿好，我会同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到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来。由此，王国维认为孔子平日就注重“涵养其审美之情”，也就是追求“天然之美”。处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可以做到物我一体，因此，道德实践并没有任何强制或勉强，没有内心的冲突；相反，内心感受到一种从客，惬意和自足。

王国维对审美中的超然解脱之心和“美丽之心”“天然之美”的共性进行了概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无希望”，即没有刻意追求的对象，一切行动消除了强制色彩而表现出一种天然之趣；第二是“无恐怖”，内心泰然坦荡，无忧无惧；第三是“无内界之争斗”，即内心的从容与和谐；第四是“无利无害”，心灵的超脱，没有利害得失的计较；第五是“无人无我”，在审美中主体走出小我和物我对立，而与万物相融相通。这种审美境界“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具有超道德的特点。一个人能做到这些就是圣人，人人能如此便是理想社会。

（摘编自左剑锋《王国维论美育与德育的关系》，有删改）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饱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论断，从中华传统美育的角度，阐明了诗歌，礼仪，乐舞之间的关系。朱光潜先生也提出：“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如果青少年缺少美育，就不可能全面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以美育人非一日之功，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给美育工作带来新的契机。新科技的出现，重新激发了经典作品的活力，让生活空间与美育空间联系更加紧密。对今天的青少年来说，打开电脑或手机，就能身临其境般参观博物馆、艺术馆，欣赏艺术杰作。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让藏于深宫大院的艺术珍品走入方寸之间的电子屏上，让静止的黄术、书法、雕塑流动起来，突破了传统美育的空间隔阂、技术限制。与此同时，新的科技文明也在不断拓展美育的边界，互联网和虚拟化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写很多艺术专业的分类和定义。这些都呼唤新时代的美育工作者时刻保持创新意识、开放意识，不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

（摘编自高鹏《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有删改）

十五岁的少年向往百草园

刘庆邦

第一次去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我还是一个刚满15周岁的农村少年。去绍兴的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大约是在公历1967年的元旦之后，农历羊年的春节之前。

我的家乡在中原腹地，先去湖南看了坐落在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之后在湘潭过的新年，吃了一碗很香、很难忘的肥猪肉炖胡萝卜，接着扒火车去了南昌。下一站，我就来到了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

到杭州看什么？在没到杭州之前我就听说过，杭州有西湖、断桥，有钱塘江、六和塔，还有灵隐寺、岳飞庙，等等，风景名胜数不胜数。但这些都不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或者说都不是我的首选。那么，我首选的地方是哪里呢？说出来也许有的朋友不相信，我的首选之地是离杭州不太远的绍兴的百草园。

为什么一心一意要去百草园看看呢？这也是课本的作用，文章的力量。在我们中学的语文课文里，有一篇鲁迅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章所写到的百草园里，有树有藤，有菜畦水井，有草有花，有绿有红，有鸟有蜂，内容十分丰富、美好。鲁迅先生说，百草园是他儿时的乐园。我们把文章读来读去，诵来诵去，百草园就留在了我们心中，也成了我们的乐园，精神乐园。

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这篇课文时，讲得声情并茂，对百草园十分神往。他说他很想去百草园看看，这辈子恐怕是没有机会了，哪个同学若有机会，他希望一定要替他去看看百草园。基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原因，我既然来到了杭州，就一定要到绍兴的百草园看一看，如果不去看百草园，来杭州跟白跑一趟差不多。我向服务人员打听得知，从杭州到绍兴有一百二十多华里，既没有火车可乘坐，卖票的公共汽车也很少，要去绍兴，只能是步行。于是，到杭州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披着星光，沿着两道铁轨之间的枕木，快步向绍兴进发。

我没有别的同伴，我的长征队伍到武汉就走散了，从武汉再往前，就剩下我孤身一人。我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只背了一只跟当过兵的堂哥借来的黄色军挎包。挎包里装着折叠起来的长征队的旗帜，还有一本包了红塑料皮的袖珍毛主席语录本，语录本里夹着学校给我们开的介绍信。从夜里走到白天，从早上走到中午，因担心天黑之前走不到绍兴，我半路没有停下来，中午连一口饭都没吃，连一口水都没喝，一直在枕木上跨越式前行。走得热了，我觉得后背上汗津津的，就解开对襟棉袄上的步扣子，露出光光的肚皮，继续往前走。我完全能够回忆起我当时的样子，刺棱着头发，风尘仆仆，在向着既定的目标孤独前进。我不是去地里扒红薯，也不是去地里撵兔子，而是怀着一种景仰的心情，为了一个精神性的目的，饿着肚皮，奔赴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

到了，在西边的天际飞满红霞的时候，我下了铁路，来到河网纵横，到处闪耀着明水的绍兴。我走上了一条长长的石板路，这条石板路铺在一条长河中间，两边都是宽阔的水面，石板路不宽也不高，离水面很近，跟水面几乎是持平的，一弯腰就能撩起一把水。水里有行船，是那种两头尖尖的小船。离我较近的一只船，跟我的行进是同一个方向。划船的人头上戴一顶旧毡帽，他手里划着一支桨，脚上蹬着一支桨，借助双桨，竟比我走得还快。我想，这位划船人或许就是鲁迅家的亲戚，我加快速度，毫不放松地跟定他。当天晚上，因鲁迅故居已经关门，我没能看成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只能就近找个接待站住下来。当时，住接待站非常容易，而且吃住全部免费。

到绍兴的第二天上午，我如愿看到了向往已久的百草园。冬日的百草园显得有些荒芜和萧条，除了墙边立着一些落尽叶子的树木，墙头爬着一些枯藤，整个园子里别说百草了，连一棵绿草都看不到。但远道而来的少年并没有因此而失望，因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个想象的蓝本，根据蓝本，他不仅可以在想象中把百草园的情景复原，或许比原本的百草园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美好动人。

跨过一条小河，走过一座石桥，我当然也看了河边的三味书屋。比起百草园来，我不那么喜欢三味书屋。这可能与鲁迅先生的态度有关。我从鲁迅先生的态度里感觉出来，他对三味书屋也不是很喜欢，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似乎代表着他的两个人生阶段，如果说前者代表自由的话，后者就意味着从此被约束，失去了无忧无虑的自由。

在1972年，我21岁那年，当矿工之余，竟然写起小说来。50岁那年，我的短篇小说《鞋》竟有幸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当年的9月22日，在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我去绍兴领了奖。颁奖大会之后，在组委会的安排下，我和所有的获奖者一起，参观了鲁迅故居，以及百草园和三味书屋。35年后，重访百草园，我难免心生感慨，在心里默默地对百草园说：百草园，我又来了，你还记得我吗？还记得当年那个15岁的少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