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与历史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两种文化形态，两者有着紧密联系。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处来考察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是叙事性。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历史的叙事功能。唐代的刘知几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更认为历史叙事具有意义建构作用，历史学家按照某种叙事秩序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编排，使之呈现为当下的样子，“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暗示了历史事件和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

历史与文学相通处之二是想象性与情感性。培根较早意识到想象对于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编年史的作者编撰较长历史阶段的著作时，必然面临许多空白之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才智和猜测来填充这些空白”。这里所说的“猜测”就是想象。我国古人也认为历史需要合理的想象。例如《左传》中“晋灵公不君”中鉏麑自尽前的自白，清人纪昀通过申苍岭之口说：“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说起历史的情感性，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司马迁《史记》中对屈原和李广父子的描写去感受作者写作时倾注的无限同情。以至于怀特认为历史也是诗性的行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活动，“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因为历史学家总得突出一些事件而贬低另外一些事件，描述特征，变更视角，转换叙事策略等。

但是怀特无疑夸大了历史的文学性。历史终究以记述事件为主，叙事技巧与想象在历史编纂学中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情感性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更是有较大的争议。如有人认为司马迁本人遭受过宫刑，所以他对历史上同样受过冤屈的人如屈原或李广父子等投射了过多的同情，对他们进行了拔高和美化。这里不去辨析上述争议的是非曲直，但至少说明叙事性、想象性与情感性对于文学来说是整体的、必备的，而对于历史来说则相对是次要的、附属的，也就是说，历史通常只具有低度文学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历史的对象是实在的，文学的对象是虚拟的。历史毕竟还有一个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实在，它作为客观给定物，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历史学家，尽管观点不同，都可以讨论它。这个“实在”是可公度的，所有历史阐释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批评和判断。文学则是虚拟的世界，没有这个实在可以比较、批评和判断。可以说，历史是以实在为依据的建构，文学则是以虚拟为基础的创造。用金圣叹的话说，前者是“以文运事”，后者是“因文生事”。

（节选自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材料二

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怀特说“史皆文也”，连“历史”也瓦解了，历史成了文学，也不是真实的了。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对于后现代历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承认，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历史学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来当作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

再次，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叙事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美国学者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节选自葛兆光《历史是虚构作品吗？》）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举为孝廉，除佐着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着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节选自《晋书·陈寿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