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的勃兴，是当前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小视的重要现象。近些年来，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生态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从“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到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建设，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落后的发展观念，提升了生态文明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态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对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坚定践行，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了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并正在逐步凝聚成社会的共识。时代的发展进步使得生态主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生态文学风华正茂，绿意盎然。

当下生态文学的繁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基础。我国古代的山水诗、田园诗、游记、风景散文等文学作品，堪称早期的生态文学。而自古便有的天人合一、天行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深刻的哲学思想，更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国历来重视生态和环境，重视自然与和谐。中和、协和、平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义，也是生态文学的根本主题。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从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文学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率先出现的一批生态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等，关注中国的森林滥伐、风沙肆虐、国土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受到文坛瞩目，从而为生态文学名分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从题材内容上看，生态文学可以区分为植物文学（包括森林文学）、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生态文明建设或环境文学、水文学等。生态文学的体裁样式则囊括了小说、诗赋、散文、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植物文学，如梁衡近些年来踏寻采写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聚焦人文意蕴深厚的古木名树、动物文学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杨志军的《藏獒》，姜戎的《狼图腾》等，沈石溪、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儿童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如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美丽的西沙群岛》，水文学如哲夫的《水土中国》，秦岭的《在水一方》，陈启文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等。

生态文学中所占比重和产生社会影响更大的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问题的纪实作品。何建明的《那山，那水》、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等是反映生态建设主题的代表性作品。生态问题报告文学分量很重，更易引人警醒启人深思。譬如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

生态文学在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倡扬科学发展观、赞美绿色和谐生态伦理等方面，对读者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秀的生态文学是一种有现实指向性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正在逐步地打开、拓展，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会社会的共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生态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势必将影响并改变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取材、立意、视角和面貌。只要保持与生态紧密的关联，生态文学就一定能接上地气，获得蓬动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中国文学的新生长点》）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承负传统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发生了变化，比如过去讲“父母在，不远游”，现在很难做到了。能在父母身边当然很好，如果做不到，现在通信很发达，人不在父母跟前，心可以在他们身边，经常联络还是很容易的。玄学家认为父母子女之间有自然的血缘关系，家庭关系是天伦。“自然亲爱为孝”，“养不教，父之过”，养儿防老也很常见。孝是自然而然的，人类也是这样一代代延续的。你对父母孝敬，你的子女对你也会孝敬。如果你对父母不孝，你的子女对你也会不孝。

倡导孝是社会伦理的需要，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人的要求，如果在西方就可以不讲孝敬父母，而讲对上帝忠诚。按照西方的生命观，人类是上帝的子女，不孝顺父母，忠诚于上帝在西方是可以的。当前我们要倡导什么样的理念呢？是不是也要像西方那样人老了就去养老院呢？最近就有社会调查显示，中国的养老方式正在向美国的养老方式靠近。老年人住养老院，鳏寡孤独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需要养老院来收留。但是，有子女的老人是不是一定要去养老院呢？现在确实有些老人即使有子女也愿意去养老院，因为老人在家里根本得不到照顾，更谈不上让儿女去孝敬他们了。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伦理变化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是要倡导子女孝敬赡养父母，还是全部交给社会呢？

很多人认为，养老社会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对此表示怀疑，鳏寡孤独养起来，生活有保障是社会的进步，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但是，有子女的老人为什么不让子女去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呢？当然，也不排除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但总的来讲还是要区别对待。条件好的可以养得起父母，条件不好的养不起父母还有民政部门的补贴，这也是一个补救的办法。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社会关系从“亲亲”开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如果出问题了，身体当然会乱。家和万事兴，家和了整个社会都会兴旺，家庭的道德伦理建设是社会的一项基本建设。西方社会现在也在回归传统家庭，人们不再认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追求性解放那种家庭瓦解的状态了，而我们现在似乎正在步西方的后尘，离婚率居高不下。

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发扬孝的思想是很有社会意义的。《礼记》里讲：“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大孝是让父母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弗辱”是说，下一等的孝是不要让父母受到社会的羞辱。“其下能养”，即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孝，即赡养父母。过去我们总批评光宗耀祖，其实传统文化是认同光宗耀祖的。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你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让社会对你的父母和祖先都尊敬有加，这才是真正的大孝。现在是要求最低层次的孝——“能养”，还没要求做到另外两个层次的孝。一些人连最低层次的孝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另外两个层次的孝了。从社会来看，你光宗耀祖了，个人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个人的价值要得到体现，必须要对他人、社会做出贡献，得到他人、社会的认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你的个人价值怎么能体现出来呢？不要把体现个人的价值和对家庭、社会做贡献对立起来，只有在做出贡献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个人价值，你对家庭、社会做出的贡献越多，你的价值也就越大。

（选自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