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间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俳；（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诚《唐诗风貌》）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马皇后曰皇太后。太后兄弟虎贲中郎廖及黄门郎防、光，终明帝世未尝改官。帝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第五伦上疏曰：“臣闻《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近世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抑损阴氏，不假以权势。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会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请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裤，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

太后尝诏三辅：诸马婚亲有属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卫尉廖等即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遵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马后抑外家》）

除夜二首（其一）^①

陈与义

城中爆竹已残更，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

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②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岛烟湖雾看春生。

老舍的幽默 ① ，他的“幽默大师”称号也由此得来，可他的确有时到了成也幽默、败也幽默的程度。大体来说，老舍的“喜剧式”幽默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真是一种蕴满了灵性的饱含智慧的俏皮与诙谐，一旦渗入小说，便或多或少消解了作品的张力。幸运的是，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那么准确到位时，具有文学经典意味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另外，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也达到了 ② 的境界。他不无自得地说：“《骆驼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诚然，对于老舍，对于读者，最为惋惜的是，老舍悄悄于1961年底动笔的《正红旗下》在写了个鸿篇巨制的开头之后，便 ③ 。其实，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了以清末的北京社会为背景，写一部自传性家族小说的构思，立意把它写成满族人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和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写真存照。《正红旗下》用第一人称：故事的叙述与铺陈舒缓、老到；语言纯熟、干净，内蕴十足；人物和结构尚未成型，却已呈现出壮阔、高贵的态势。可是，它终于没能成为老舍积40年文学创作之功的压卷之作，没能为20世纪中国小说家再奉献或可成为杰作的一部经典。

央视315晚会曝光“土坑酸菜”后，不少方便面品牌遭受负面影响，白象方便面却卖断了货。有消息称，白象是四大巨头中唯一拒绝日资的泡面企业。而在今年残奥会期间有网友爆料，作为残奥会食品供应商，白象旗下有1/3员工皆为残疾人，这意外登上热搜。另外，食品安全信息显示，该公司产品被抽检60多次，结果均为合格；其投资公司及分公司等也涉及近300次抽检，结果均为合格。随着网友的持续发力，白象的各种慈善义举陆续进入公众视野。汶川地震、新冠疫情、河南水灾……白象每一次都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愈了解，愈感动，盛名之下，白象也被喻为“方便面届的鸿星尔克”，并因此成为争相抢购的对象。以至于白象不得不在网店贴出公告提示大家：大家吃多少买多少，不要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