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这一争论冲上了微博热搜。当现实课本和古籍上都记录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时，许多认定其是“斯人”的网友除了匪夷所思、大为震惊外，或许还有“穿越”回中学翻翻语文书，亲自确认一遍的冲动。

经考证，不同版本的教材竟然也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差异。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部回应称，自该出版社1961年首次收录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课文以来，一直采用“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文本；而冀教版教材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与“是人”两种说法并存于历经严格编辑和审定的教材中，是客观事实。

那么，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中华文化浸明浸昌，文脉悠长，流传下来的典籍不可胜数，经过历朝历代大范围地抄录、转载、著录，同一篇文献在不同典籍中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在明代著作《唐诗品汇》中却作“黄砂远上白云间”；更为人所熟知的《静夜思》《悯农》也存在差别较大的“非主流”版本。在我国文化中类似的“斯人”与“是人”之争，实际上屡见不鲜。

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谁更正确”，而在于该如何认识这种普遍存在的变化。须知，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死物”，语言文字每天都在流变与发展当中，生机勃发。两千三百年前孟子著书之际，我国文字实质上并未统一，无论“是人”或“斯人”，其实都是经历了中华语言大变革洗礼和改造之后，被“抛光打磨”的产物。试图在文化演变当中寻找绝对正确的“唯一真理”，无异于刻舟求剑。

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有不少语言沦为只能识别，不能运用的“死语”，才真正陷入了只具备考证价值，而无应用或改变可能的悲哀境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后仍然被人们广泛引用，不断参与到语言流变的进程中，这是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生机和活力的佐证。因此，“斯人”还是“是人”的“正统”争论之声，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强健心跳。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是人类交流使用的符号中介，其本质在于运用，而非背诵。李海峰教授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语言文字流变加快，许多词语都在加速变化，以适应新的语言发音习惯。“斯人”在发音便捷程度上较“是人”有优势，也更具备“古韵”，很可能因此获得了大众青睐，造成了异于主流教材版本的“集体错觉”。这是文化变迁的大众民意选择，并非简单的谬误。

回归问题的本质，“斯人”与“是人”之争，并非大众记忆的“错漏”，而是富有活力的中华语言在近现代社会正常变迁的结果，是语言文明流变的一次“被目击”。传统文化不是已然作古的“死文化”，而是现代中华文化的根本和“来路”，它与中国人今日的生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自然也会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日新月异。

因此，我们不能抱着“唯一真理观”，死守三坟五典中“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辞故步自封。《礼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发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应该在严谨考证、完好保留、坚持扬弃的精神指导下，悦纳文化生长中产生的分歧和枝丫，鼓励理性争论，保养传统文化在当代继续发展创新的土壤和空间。

（摘编自《“是人”“斯人”之争》）

材料二：

既然“斯”与“是”的意思区别不大，是否还有必要较真呢？当然有必要。中学语文老师对于古文学习经常是“锱铢必较”，背诵默写一个字都不能错，这也是今天网友能够展开论辩的基础。对“斯”与“是”的较真，未尝不是中学语文学习习惯的延伸。当然更多的，还是出于捍卫经典原貌的本能，是对“是”的探索，是对“真”的重视。有网友为了找出“斯人”，大量翻找古籍刻本、教材教辅，甚至连汉语语料库都查了一遍。有疑惑就找证据，有问题就找答案，这种“较真”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对“斯”“是”二字的区分。历来诗人学者都注重推敲文字，汉语博大精深，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用法、丰富的含义，一字之差常常谬以千里，对“斯”“是”的辨析，是考据传统的继承，也是求是精神的传承。

在网络时代，求是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传播中，以讹传讹的情况十分多见。比如最近某影视剧中一句“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大为流行，但原句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还有不少网友对多音异形的字望文生义，张口乱读、随手乱改、误用错用，伤害了字词原本的意蕴，亵渎了汉字文化。汉字有其严肃性，咬文嚼字既要凭考据说话，还要辨其含义。字斟句酌中不仅辨了字形，也能够让人重新审视古文之美。

一场“斯”“是”之辩，恰是求“是”之辩。带着思考读文章，带着质疑看问题，论辩之中，自有真意。

（摘编自《“是人”“斯人”之辩，体现求“是”态度》）

丞相公孙弘者，齐淄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家贫。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建元元年，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元光五年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拜为博士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士亦以此贤之。

（节选自《史记·儒林列传》）